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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里的母亲 　　1 　　入夏后的一天晚上，48岁的李桂珍收到从外地寄来的快递包裹，里面有本浅黄色封面的册子。寄件人是在云南大学读书的女儿，包裹里是她刚刚完成的硕士毕业论文――《母亲的故事：一个下岗女工的社会互动和自我建构》。李桂珍好奇女儿到底怎么看自己，文章很长，里面还有许多“深奥枯燥”的词，可是看着看着，她的泪水开始漫上来。 　　李桂珍在云南省西部一个城市的中学里担任宿舍管理员，曾是当地一家大型军工厂里的播音员，就连附近乡镇的村民都听过她的声音。即使在那个生命中最“辉煌”的阶段，厂志里关于李桂珍的介绍也只有短短12个字：“有播音员1人，每天播音3次”，名字都没有提起。如今，她只是社会底层一个不起眼的下岗女工，25岁的女儿花了两年多时间，用4万多字，把她写在自己的毕业论文里。 　　女儿蒋易澄是云南大学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她是标准的“三线子弟”，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姨妈舅舅都属于一个代号叫“国营七矿”的铀矿冶炼工厂。20世纪70年代，他们响应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个距离昆明500多公里的小山沟。 　　蒋易澄的硕士毕业论文，原先准备是要研究“三线工厂”职工的集体记忆，母亲只是自己众多采访对象中的一个。然而通过观察，蒋易澄发现，在家里敏感、一度不爱与外界接触的母亲，重回“七矿”后变得十分开心、健谈。这个年轻姑娘意识到，自己本来要探寻的“七矿”发展、变迁历程，其实早就与母亲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蒋易澄并没有告诉母亲，自己论文中的主角已经换成了她。 　　李桂珍20岁接父亲的班，在中央直属企业里当播音员，挣得比地方上多，穿得也时髦。李桂珍说自己和蒋易澄的爸爸是一见钟情。相亲时，他打扮得像个牛仔，跟厂里那些下井工人很不一样。他是驾驶员，开了辆天蓝色的汽车，斯洛伐克进口，据说全云南只有10辆，他经常带着李桂珍出去兜风。“那时觉得太幸福了，后来才知道生活不是这样的。” 　　改变首先是从蒋易澄出生后开始的。广播室播音时间是固定的，迟到一分钟，全矿都知道。李桂珍只能离开广播室，去办公室当打字员。到女儿3岁该送幼儿园了，可矿区的老师怕铀辐射，走得没剩下几个。没办法，李桂珍办了停薪留职，陪女儿去市里上幼儿园。那时她才26岁。 　　年轻的李桂珍不习惯当闲人，她在公园旁租了间房子开饭馆，独创的清蒸鸽子这道菜在当地颇受欢迎。可好几次中午忙完生意，回头一看，女儿不见了。李桂珍“像疯子一样”冲出饭馆满世界找。她问路旁卖冰激凌的，问街边卖烧烤的，谁也没看见。正哭得稀里哗啦，饭馆里的小工追出来：“老板娘老板娘，孩子在被子里面睡着了。”担心孩子有一天真会丢，李桂珍把饭馆关了。 　　“女人嘛。”她用这3个字结束感慨。可有一件事是真后悔了，女儿7个月大时，她参加成人高考，录取通知书来了，可孩子正吃着奶，丈夫又老出差，考虑几天后，她最终没有去学校报到。“如果那时把文凭读出来，我就不是今天这样子了，就不会走下岗这条路。” 　　这件事蒋易澄不止一次听母亲讲过。可她一度对这件事有些反感。“她总讲‘为了你牺牲很多’，我心里就会不爽，干吗老怪我？后来理解了，她有她的无奈，这个对她太重要了，所以她才不断强调让我接受教育，成为人上人。”蒋易澄说。 　　2 　　1999年，李桂珍下岗。有数据统计，在1998年至2003年的国有企业改制中，全国下岗工人高达2818万。 　　早在李桂珍下岗前，“七矿”已经停产了好几年。由于铀矿山资源枯竭，“军转民”的小项目效益不高，企业一直亏损，厂里领导鼓励职工自谋出路。蒋易澄的父亲是技校毕业，有文凭，找了个机会调到市里给领导开车。李桂珍接到单位电话，回去开了3天“动员会”。领导在台上说，“七矿”转过年就要破产关闭，职工能调走的调走，接近退休年龄的可以退休，剩下的如果买断工龄，能拿到四五万元的“退职费”。李桂珍选择“买断”，然后用退职费在市里开了间杂货铺。 　　可实际上“七矿”坚持到2002年才宣布破产，没有响应动员“买断”的员工照常领工资，挨到企业破产时接近提前退休年龄，直接回家领退休工资了。李桂珍醒悟过来，企业“减负”，自己被“就地解决”了。“就像一个圈套”，她咽不下这口气，开始和同事写联名信上访，但代价是：丈夫被单位领导叫去谈话，家里的小卖铺被定为“黑据点”，李桂珍被列入“黑名单”。 　　母亲争取利益这件事，蒋易澄此前毫不知情。“真的是不能想象，那段时间她经历的思想上的压力。她要顾虑到我爸爸的工作、我的前途，你让她妥协，她也会挺痛苦的。原来我根本不了解她的精神生活，也没能帮她分担……” 　　争取权益失败，杂货铺也开不下去，李桂珍成为彻底的家庭主妇。她觉得自己“被社会淘汰了”，每天就窝在家里。李桂珍皱着眉头说：“我有一身的劲，没地方使，做这样也不成功，做那样也不成功，对自己失去自信，走到哪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