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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食品安全问题（二） 　　1.3 加大对食品检测检验研究和应用的投入 　　在实行从农田到餐桌管理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中，检测工作应当紧随标准的修订不断完善。检测工作作为食品原料、生产加工过程、运输以及市场销售等环节中内部自我监控和外部监督检查的重要手段，直接影响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此外，由于技术和设备的限制，相当一部分添加到食品中的工业原料还无法检测出来。比如，用于制造劣质酱油的“毛发水”，主要成分为氨基酸，与正规酱油中所含的氨基酸成分一致，国内现有的技术和设备难以分辨两种酱油的区别。 　　所以随着食品中安全卫生指标限量值的逐步降低，对检测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检验检测应向高技术化、速测化、便携化以及信息共享迈进。设置系统的食品检测机构并使之逐步社会化、建立科学的检测质量保证体系以及加强检测技术储备和人员储备是从总体上提高我国食品检测能力的重要举措。 　　1.4各执法部门统一协调、权责明晰 　　长期以来，我国对食品实行多头管理，食品监管游离于各个部门之间，条块分割严重。一方面执法中各部门职责交叉、都可以执法，另一方面则出现模糊或真空地带，给不法分子造成可乘之机。这样就出现了我国食品安全都管但都管不好的局面，也为一些部门权力寻租制造了借口。有学者认为，应改变多头管理，向相对集中统一的方向发展。但由于食品的产业链太长，我国的地域范围大，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不可能将食品安全的监管统一在一二个部门。当前，应重点解决食品监管职责过于分散的状况，把食品安全监管的职能相对集中，权责进一步明晰，并通过建立一种有效率和权威的协调机制，提高监管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2. 激励消费者维权 　　随着问题食品接二连三的曝光，不难发现虽然监管部门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无论其多么地尽职、协调、配合，其监管的范围和能力总是受到限制，对上市食品只能样本抽查监测。因而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概率，必然就被限制在了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但如果能降低消费者的检测成本，鼓励消费者利用生活经验，一旦对某种食品产生“合理怀疑”，就可以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检测。通过“打官司”的办法，可以获得足够的经济回报，形成全民对抗问题食品的局面，最终遏制食品安全问题的泛滥成灾。 　　2.1 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设立侵权最低赔偿金 　　当消费者购买到问题食品后，在维权过程中会被要求出示相关检测证明，对于食品检测来讲，成本高，时间长，大量小额投诉的成本远远大于获得的赔偿。消费者受到损害，在申诉解决的过程中要花费很多的财力、物力和精力，消费者往往觉得不值得。最后放弃维权。我国目前没有最低赔偿制度，法律规定只对实际损失进行赔偿，高额维权成本让大多数受害消费者自认倒霉，这在客观上纵容了不法企业。 　　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建立鼓励投诉的政策，尽快将最低赔偿金制度纳入法律体系，制度要体现对消费者有保障性，对侵权者有惩戒性，对其他经营者有警示性。建立最低赔偿金就会有力制约不法侵权行为，增强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信心和动力。 　　2.2 受害方补偿分量加重，加害方受罚力度增强 　　安徽阜阳171个婴儿呱呱落地就被假冒伪劣奶粉“哺育”成“大头娃娃”，并有13人付出了生命代价。中国奶业协会副理事长王怀宝表示，迄今我国仅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惩罚性赔偿，但只适用于欺诈行为，而且额度被锁定在“增加赔偿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费用一倍的赔偿”上。这条规定局限性很大，因为欺诈固然是恶意的最主要的情形，但并不是惟一的情形。食品与其他商品相比具有特殊性，对于违法食品厂商必须用“重典”整治。比如阜阳劣质奶粉事件，若援引“增加1倍”条款处罚厂商，那就起不到丝毫惩罚作用。 　　违法经营者的利润极大，违法成本又极低的状况，成为一些不法企业肆意妄为的直接动力。故加大企业的违法成本，追究违法企业民事和刑事责任，不仅要没收全部违法所得，还要将违法企业罚得倾家荡产。《食品安全法》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这是遏止假冒伪劣食品泛滥的有效手段。 　　2.3 直接损失赔偿更加严格，间接损失赔偿规定明确 　　目前中国的民事损害赔偿理念，还停留在让加害方负补偿性的赔偿责任阶段。也就是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仍是按照被害人的实际损失，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来计算的。这种损害赔偿制度并不能真正补偿受害方的全部损失，因为受害方所耗费的时间、金钱、精力等无法获得赔偿。在欧美国家，赔偿是相对实际损失来说的，这里面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但在我国的赔偿通常只针对直接损失，我国制定的《食品安全法》也应对消费者的间接损失作出明确规定。 　　2.4 对隐性侵害行为给予更多关注，有法定组织代表百姓提起诉讼 　　前些年，哈根达斯在广东省深圳爆出“黑作坊”事件，号称“冰激淋贵族”的哈根达斯竟是在“黑作坊”中加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