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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图感言《柏会饮》 　　关于“败坏青年”的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云》中勾画出一个漫画版的夸张形象；虽然这个形象和苏格拉底的真实形象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阿里斯托芬提出的问题无疑是真实的：哲学教育有可能引导学生对既定的城邦制度、仪式习俗、公众意见等方面提出质疑甚至进行对抗。雅典政治无疑已经在她的年轻人身上感觉到了这种质疑和对抗，因此才着手找出这些异议的根源并加以消灭。苏格拉底之死不是哲学和城邦的一场误会，冲突是真实存在的；而柏拉图的问题在于，无论对于雅典政治来说处死苏格拉底是多么必要（柏拉图不见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仍然应该在事实和道理的层面上说清楚，一个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究竟该不该被处死？ 　　从这个意义上讲，柏拉图的所有著作都可以看作是对苏格拉底的辩护。对话录记载了苏格拉底对雅典青年的全部教导，通过阅读这个巨大的书面证据，人们能够自行判断苏格拉底的言行究竟是不是对青年的败坏，从而判断雅典政治处死苏格拉底的理由是否成立。 　　在这方面，《会饮》是一个典范。首先，《会饮》和其他对话的显著差别在于，它是辩证成分最少而修辞成分最多的一篇对话。在鄂吕克锡马柯的提议下，参与会饮的每人发表一。雅典民主政治审判并处死苏格拉底的理由在于他的两大罪状：第一，不信城邦的神并引进新神；第二，败坏青年。而“败坏青年”之罪，很可能是导致苏格拉底最终被判死刑的实质性原因。 篇赞美爱神的演说，包括苏格拉底在内，一共有六个人发表了完整的演说。这种形式能够比较清楚地表达出不同人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而不像在与苏格拉底对话时那样，对话者总是被苏格拉底牵着鼻子走，往往以莫名其妙地同意了苏格拉底的观点而告终。《会饮》中不同人物的发言，鲜明地表现出对于同一个问题哲学和城邦的不同意见。柏拉图借此揭示这种意见之差异的实质，究竟能否赋予城邦足够的理由对苏格拉底采取如此极端的做法。其次，这篇对话被置于其中的场景和氛围是很私密的——这场会饮是为 了庆祝阿伽通的悲剧获奖而举行的，参与者都是私下里的朋友和熟人。在这种情况下，发言者能够最大程度地抛开言论上的顾虑，表达出真实的意见。特别是代表哲学的苏格拉底，在会饮的中的发言便可以不再严格地将“隐微说教”小心翼翼地藏在“显白说教”的字里行间，而是可以相对显白地表达出真实的观点。最后，《会饮》和苏格拉底的罪名——“败坏青年”之间的关系是尤其紧密的。如果说苏格拉底果真用他的哲学思想败坏了雅典的年轻人，那么发生在阿伽通家里的这场会饮就是极其重要的犯罪现场，特别是阿尔西比亚德（雅典人心目中被苏格拉底败坏了的青年的典型）的参与和发言，使得会饮和败坏青年之罪名的联系更加紧密。柏拉图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如果苏格拉底在这次私密的会饮中表露出他对青年的真实教导，那么任何想要控告苏格拉底的人，就必须从这篇对话所记录的言行中发现他败坏青年的罪证，否则其控诉难以成立。 　　如果依据以上思路把《会饮》当做一份巨大的呈堂证供来阅读， 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结构安排的用意：在爱欲的问题上面，首先出场的裴卓和包萨尼亚的发言代表了城邦政治的意见，对于他们的发言，无论是阿里斯托芬还是苏格拉底，都没有提出直接的异议。接下来的鄂吕克锡马柯和阿里斯托芬、阿伽通和苏格拉底各成一组，每一组的前一位的发言都是为了引出后一位的发言，而后一位的发言则体现为对前一位的直接批判。因此，阿里斯托芬的发言是对鄂吕克锡马柯的否定，而苏格拉底所要批判的则是阿伽通的发言。之所以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没有反对裴卓和包萨尼亚的发言，是因为他们发言具有一致的目标：通过讨论爱欲的问题，讲出城邦政治背后的道理。只不过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讲出来的道理比裴卓和包萨尼亚所讲的更高明。而鄂吕克锡马柯和阿伽通之所以遭到批判，是因为他们的发言要么根本无法讲出城邦政治的道理，要么是城邦政治为自身辩护的最坏的版本——鄂吕克锡马柯的发言中没有灵魂的位置，阿伽通的发言中没有真理的位置。我们将看到，对于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来说，灵魂和真理恰恰是城邦政治最深刻的基础。而最后出场的阿尔西比亚德虽然没有参与赞美爱欲的发言，但他却是最为重要的一位证人，他的酒后真言，证明了苏格拉底的德性和无辜。 。民众并不思考同性之爱，以及爱欲背后的城邦政治问题，正如他们享用着爱神的赐予却从不赞美爱神；而会饮的发言者虽然立场各异，水平也有高下之分，但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是民众的代言人。裴卓是一个热爱修辞的学者，包萨尼亚是一个法律专家，鄂吕克锡马柯是一个医生，阿里斯托芬和阿伽通分别是喜剧诗人和悲剧诗人，苏格拉底是哲人。因此，这场会饮的争论（如果说有争论发生的话）是发生在笼统意义上的精英阶层内部的。只有城邦的精英们才有能力思考城邦政治的道理问题，正如只有他们才能在私密的场合大谈为民众所不耻的同性恋问题。伴随着这种言论特权而来的是为言论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