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之水》与新世纪“文化场”.docVIP

《沧浪之水》与新世纪“文化场” 　　摘 要：《沧浪之水》应该被作为世纪之交文学场的一个特殊案例呈现出来：它是畅销的类型化小说，但又有严肃文学的精神内核；它对于“知识分子向何处去”的讨论，既向消费社会妥协，却又保有对传统社会的期许。这是文学场的一个转折点，它昭示着消费社会主导的大众文化场的来临。与《沧浪之水》“叩问”的文学史意义不同，新世纪官场文学呈现出了整体媚俗和方法论化的功利特征。 　　关键词：新世纪 知识分子 池大为 消费社会 官场小说 后现代 　　一、“池大为”现象：当“知识分子向何处去”成为问题 　　经历了90年代纯文学的自嘲、喧哗、反讽和解构之后，世纪之交的文学场，已经是一个含混、暧昧的状态了：现代性的曲张和畸变，无所适从里，伴随着后现代文化和理论的进入，以及都市化、商品化的迅速蔓延，在去历史化的时代中，我们可能更容易被某种称为“后现代文化”的大众文化所打动：在这种文化体系里，成熟的电视电影机制、广告的发展、流行音乐的传播都昭示着“新文化”的生命活力。 　　《沧浪之水》这部“官场小说”似乎便可以被认作这种“新世纪”文化的一个象征，无论是对社会（官场）的自我嘲弄的后现代式的消解和应对，还是主人公池大为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磨灭和大众（世俗）倾向的转变，甚至是出现在文本中的新的都市生活样态，都在昭示世纪之交这个令人迷醉和狂乱的时代的不可捉摸。带着某种对新世纪的宣告、隐喻和想象，文本自登载于《当代》2001年第4期起，便引起了轰动性的效应：批评界在《小说评论》《文艺争鸣》《文艺报》等批评阵地掀起了一股热潮[1]，且迅速斩获2001《当代》文学拉力赛长篇小说冠军。正如雷达所言，这“简直有种天机被泄露的感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所察觉却又朦胧莫辨的某些东西给挑明了”[2]，“池大为被写活了，写透了”，《沧浪之水》以它对官场的鞭辟入里的观察和透彻的描摹，一举俘获了人们的内心，文学界兴起了一个“池大为”现象。但是，更多的评论集中在文本自身的内置矛盾和艺术特色，却很少有人关注到《沧浪之水》对时代命题的“对话”问题。 　　《沧浪之水》是精神定位，按照阎真的意图，主角知识分子池大为通过一系列的精神破灭和理想折磨，最终把自己定位在大众层面。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形象来看，这是一种下坠， 与五四以来新文学中的反平庸理念已背道而驰。消费社会所催生的大众文化市场的勃发，带动了价值观念的功利化和物质化――而这恰恰是与知识分子的传统价值观完全背离的。正如有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家所预言的那样，沉沦和违心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无可逃避的历史宿命。 　　同时，池大为通过降低身份、迎合社会的方式参与这种“后现代”，并很快在权谋的学习和运用中后来居上，甚至以“欺骗”的方式，谋取了马垂章这个权谋深算的技术官僚的信任，得以攀上权力的高峰，这似乎也寄寓了作者对知识分子转型后命运的想象性解决。更进一步地说，小说的无意识，暗示了融入、打入大众社会的知识精英，仍旧可以以大众的方式，打出自己的市场。在纷扰的文化场里，阎真本人对“知识分子向何处去”这个悲怆命题，给了一个狡猾的暧昧回应。 　　二、官场小说的后现代“迷醉” 　　回到本体论意义上，“官场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态不谈，文学和“官场”背后的政治一直都在发生关系。文学作为政治的宣言书和传声筒，统摄了中国当代文学“激流”的前三十年；而在后三十年的“急流”中，无论是伤痕文学的政治责难，还是反思文学的呼吁控诉，抑或是知青文学的渺远追忆和新写实文学的现实复归，“矫枉过正”被视为90年代前文学“政治性”的反向依赖和留恋。文学一直以它外部的政治性关联着政治。 　　当然，文学的政治性只是文学的外部特征。政治在当下可否作为内容进入文学内部，是严肃文学不予考虑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都市化的迅速进行，呈现给我们的是“出世”和“入世”两种文学欲望的分野，一如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严肃文学继承着“去政治化”的口号“向内转”，龟缩在被解构的乡土和现代性的想象性塑造；而另一部分入世的文学则复归当下急剧变化的都市现实，开始立足在复杂社会的广阔层面，力图“做一种参与文学，或者一种带有强烈参与意识的作品”，用自己的作品“参与当下的社会生活，参与当下社会改革”[3]。这个时候，作为新兴的大众文化市场的潜在对象，类型化小说开始以高调的姿态进军文学界，与纯文学分庭抗礼。可以说，这种“类型”就是针对现代社会生活情感需求而伴生的类型，隐含了深刻的大众（或者说都市白领、中产阶层）趣味和取向。 　　“官场小说”就被指认为一种类型化小说，因着“参与社会”的作家自我意识的呼唤，他们在寻找现代性危机和合理性阐释时，把笔触直接指向“权力与金钱”――这对现代性的助推器，同时也是现代性的原罪――也就注定他们会直面权力与金钱的直接舞台之一：官场。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