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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妈祖信仰的”社群化”与”一体多面”性
29/11/06
新加坡妈祖信仰的”社群化”与”一体多面”性——对地缘、血缘和业缘性社群的个案考察
徐李颖(厦门大学历史系,厦门,福建,361005)
来源:/mazuCulture/Xu_Li_Ying.pdf
[论文摘要] 本文所讲的“社群化”是指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历史变迁中,不同的社群是带着本社群的历史记忆或社会特征来祭拜妈祖的,从而赋予了妈祖不同的象征内涵;而“ 一体多面”性是指,尽管都以妈祖信仰作为整合人群的手段,但是妈祖信仰的社群化反过来又丰富了妈祖的形象内涵。因此,“社群化”与“一体多面”性其实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
本文将从个案入手,考察新加坡的地缘、血缘和业缘性社群在社会历史的变迁中是怎样将妈祖信仰“社群化”的。新加坡广西暨高州会馆是祭拜妈祖的地缘性社团,而且是一个跨地域和跨级别的地缘社团,因为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妈祖信仰成为了他们藉以彼此认同和维系情感的纽带;新加坡林氏大宗祠九龙堂是血缘性组织,林氏族群赋予了妈祖信仰祖先崇拜的特征;而在业缘性团体,如电船公会、摩多船主公会和炭商公会等社群中,妈祖崇拜又有了行业神的色彩。
[关键字] 妈祖信仰、社群化、一体多面性
起源于中国福建莆田的妈祖信仰,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和中国东南人口的向外流动,已经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民间信仰。
在环太平洋的华人圈里,妈祖信仰不但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其神职与神格也日益丰富,成为了一种多面体的信仰符号。一方面妈祖继续承担着海洋之神的职责,另一方面随着海外华人的落地生根,妈祖的信仰内涵又在经历着本土化的过程,并随着社群边界的划分而不断地被“社群化"。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占多数人口的岛国,经历了从移民社会到定居社会的历史变迁。新加坡的妈祖信仰对于我们把握华人民间信仰的社群化和一体多面性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本文试图以社会学和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来考察新加坡的地缘、血缘、业缘性社群在崇祀妈祖时是如何选择并强化了妈祖的某一象征意义,由此形成了具有“社群化"意味的妈祖信仰。这种选择与强化反过来又丰富了妈祖这一信仰符号的多面性。
一、学术史的简要回顾
对于妈祖等民间信仰的研究,发轫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老一辈的历史学家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妈祖及其他社会民俗与民间信仰进行了考察。顾颉刚、容肇祖等都写过有关“天后"的论文。而魏应祺的《福建三神考》则汇录了当时学者对妈祖、临水夫人的研究。五十年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朱杰勤的《福建水神天妃考》发表于新加坡出版的《南洋学报》上1。文革期间,中国的民间宗教研究停顿了下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的妈祖文化研究才逐渐复苏,有关妈祖的学术讨论会相继举行,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学者们对妈祖信仰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和香港、澳门等地区,甚至把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了北方港口和海外华人较多的国家。
与中国大陆相比,中国台湾的妈祖研究自七十年代后就没有中断过,不但刊登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而且逐渐建构起了研究妈祖信仰的理论架构,其研究视角也非常多元化。其中李献璋、石万寿、蔡相辉、张珣、黄美英等在妈祖研究领域都有突出的贡献2。日本学者对妈祖信仰的问题亦有深入地研究,如侨居日本的李献璋先生于七十年代初所著的《妈祖信仰研究》一书,搜集了大量有关妈祖的史料。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妈祖信仰研究不如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研究活跃,但也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如马来亚大学的苏庆华教授一直致力于对新马地区妈祖信仰及其文化的研究,并出版了相当丰富的研究著作3。相对来说,关于新加坡的妈祖信仰,仍以新闻报道和描述性文章占多4,学术性研究仍显得欠缺。以下就对有关新加坡妈祖信仰的研究成果作简要的回顾。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本地学者亦开始了对妈祖信仰的源流及其在新加坡流传的关注,如陈育菘于1951年发表了〈天妃考信录〉5;1986年庄钦永的论文集收录了〈妈祖婆生日之论〉一文6;1993年张克润发表了〈新加坡妈祖源考研究〉7等。
台湾学者张珣于1977年发表了〈星洲与台湾妈祖信仰初步比较〉一文,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新加坡和台湾妈祖信仰的异同做了研究。8
1995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赖世昭同学以《新加坡华人的天后信仰》为题的荣誉学位论文,对新加坡妈祖信仰的分布情况作了初步的统计和分类。虽然其统计仍有一些疏漏,但作为相对完整的资料整理,其论文被诸多学者所引用。
马来亚大学的苏庆华博士的论文〈大马半岛与新加坡的妈祖崇祀:过去与现代〉9对新加坡妈祖信仰的情况作了总结性的论述。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林纬毅博士于2003年“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主办的“百年来的新马华人社会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万世顺公司与新加坡潮人的妈祖祭祀〉(未刊稿)一文,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新加坡潮州人的妈祖信仰做了考察。
此外,颜清湟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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