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与议程设置理论专访议程设置奠基人之一唐纳德肖刘海龙.docVIP

社会变迁与议程设置理论――专访议程设置奠基人之一唐纳德·肖刘海龙摘要：2004年6月11日晚9点，唐纳德·肖教授结束了连续五天的讲课后，在紧张的日程中挤出休息时间接受了《国际新闻界》的采访。作为议程设置的提出者之一，肖对议程设置理论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由于是一位具有历史学背景的学者，他从更宏观的社会变迁、媒介的进化的角度，对议程设置理论的历史与未来发展、媒体与社会整合、新闻报道与社会公平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问：您能介绍一下您的学术背景和议程设置研究的学术背景吗？答：我的议程设置研究开始于1967年麦库姆斯教授来北卡罗莱纳大学，当时他还是个助教，我也一样。他对议程设置研究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对1968年的总统选举进行了研究。这次选举把尼克松送入白宫，他的竞争者是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这是一个非常接近的竞选。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我们在北卡诺莱纳州的夏贝尔山[1]进行了调查，范围包括报纸、竞选宣传报纸、电视、杂志，选民可能接触到的一切媒体内容；同时还让学生对选民进行访问，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他们。我们一共调查了三次：第一次是在选举宣传刚开始时，挨家挨户地进行入户访问，接下来又连续进行了两次，总之是一个跨时段的固定样本研究（panel study），这样我们可以获得关于人们接收信息变化的数据。最后，从这些数据，你可以看到媒体内容的变化以及选民的变化，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指数却非常高。我在这几天在讲座中也提到，我们非常幸运，超过0.9的相关性让我们十分意外，这意味着媒介议程与选民议程中重大事件的排列非常一致。现在我们知道，当时被调查的这些人都是在做投票决定的选民，不是普通的市民，而并不是所有的普通人都会去投票，这是为什么相关性这么高的原因。我们把这个结果写成学术论文，投到国家教育与新闻学会（national committee of education and journalism），结果被他们退回来了。问：被退回来的原因是什么呢？答：我不太清楚，可能是他们觉得研究太简单了吧。麦库姆斯拿着退稿信，第二天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们觉得有必要改写一下再投到另一本杂志，所以我们重写了论文，投到《舆论季刊》，以《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为题，结果被他们采用了。我觉得可能因为当时这些杂志正在经历从态度研究转向认知效果的研究的转变。我想补充一点的是，当时我们从科恩（Bernard Cohen）的著作《新闻与外交政策》（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里引用了一句话，他是研究海外新闻的，是他首先说出：报纸里的外国新闻不能告诉你怎么想（what to think），但是可以告诉你想什么（what to think about）。当然，不同的是我们研究的是选举宣传中的所有新闻。当时麦库姆斯可能在之前读到过这本书，而我是两年前整理在威斯康星上学时的笔记时才注意到，我曾经在听课笔记里写下过这句话，当时在那个课堂给我们讲课的正是科恩，他是那门课的客座教授之一。我已经忘了这句话，但它肯定留在我的脑子里的某处，因为它揭示了我们研究的逻辑，但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它与我们研究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联系。接下来，研究顺利进行，议程设置被广泛接受。在1972年，我们进行了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在固定样本研究中，发现了更多的证据证实了我们的观点，于是形成了一本书，名字叫《美国政治议题的出现：新闻的议程设置功能》。接下来我又回到历史学研究，因为我的背景是历史学，而麦库姆斯继续进行议程设置的研究。在90年代初，我又重新回到这个领域，研究媒介议程设置的功能，接着我们在1997年编辑了一本书。从那时开始，我们又重新合作，提出了议程融合(agenda melding)[2]。于是麦库姆斯、肖和韦弗组成了一个团队。韦弗也是我们的学生，他和麦库姆斯有长期的合作，博士论文是我指导的，所以算我们共同的学生。这个团队在夏贝尔山，现在我仍与他们一起工作。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团队，像查尔斯（Charles McKenzie）、布拉德利·汉姆（Bradley Hamm）等人组成的团队，大部分是我学生。前几天我间接提到去年我们开过一个议程设置的会议，在那里有我好几代的学生。有的毕业了二十年，像大卫·韦弗已经毕业了三十年，布拉德利·汉姆是十年前毕业的，还有查尔斯，正在攻读博士。在一个领域呆这么长的时间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工作，可以不断地阅读，看到理论的不断发展。这些学生写了很多书，像韦弗写了大约十五本书之多，我所有的学生加起来可能有40多本书，还有许多是优秀的教师。这些学者取向的研究者[3]按照自己的系谱，成为一股很强的传统，影响到像威斯康星、明尼苏达、斯坦福等学校。我读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