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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社会需要好的说理 　　国内曾有人撰文呼吁“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获得广泛共鸣。之所以有共鸣，是因为人们对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有理说不通”的现状有切肤之痛。有理说不通，是因为一些人、一些机构“不讲理”，这主要表现为：有人动辄抖狠，甚至口未动而拳头先动；有人凡事喜欢“选边站”，党同伐异；有人自以为真理在握，不屑于公开的辩论。最有害的是，有人迷信权力，蔑视“草民”。著名学者、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的新著《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围绕这一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解决之道。近日，记者就此书及书中所探讨的理性社会建立问题对徐贲教授进行了专访。 　　改变不讲理的环境状态更重要 　　记者：现在无论网络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弥漫着一股不说理、不讲理的空气，开口就骂，动辄比拳头。 　　徐贲：这种情况是很常见，但究竟有多么普遍，是不是到了弥漫的程度，还有待研究。还是有许多人不是开口就骂，动辄比拳头。我们之所以认为不讲理的现象有“弥漫”的印象，也许是因为人对不好的事情印象比对好的事情来得深刻，也更持久。这是人类心理的一个特征，例如，环境好的时候，你不会有太强烈的感觉，但是，一旦恶化，如饮水有怪味、空气有雾霾，你马上就能感觉出来。在网络上开口就骂，动辄比拳头的言论行为，就算绝对数量并不多，对整个社会还是有很大的败坏作用，我们平时所说的“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关注网络上的开口就骂，动辄比拳头，不仅仅是因为这么做的人到底是社会里的多数还是少数，而是因为它本身的严重性。 　　记者：很多人脾气很火爆，思维逻辑、行为都有一股戾气，在你看来原因是什么呢？ 　　徐贲：这恐怕有个人素质的因素，也有社会环境的原因，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一位美国籍的以色列人曾在谈到回以色列的印象时说，一到以色列就会感觉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紧张不安的气氛，他自己的行为也会立刻自动调整，很快适应这种气氛。我想，人们相互不友好、不信任、有戾气、不讲理，也有适应环境的原因吧。心理学家将这些称为“有害情绪”（negative emotions），有害情绪是人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也是人对普遍生存状态的一种直觉评估。你如果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丛林世界里，只有权和钱才能说了算，“理”是没用的东西，那么，最自然的情绪就是愤怒、暴戾和对抗。我在新出版的《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谈到这个，我认为，生活中所有的邪恶和不道德都给人们提供现成的有害行为方式，改变这种状态要比独自抵制那些行为来得更重要。我写的《公共说理十八讲》不是个人的行为守则，而是一个共建好的社会生活的呼吁。 　　记者：有些人可能觉得，有理经常讲不通，不如“速战速决”，你认同这种看法吗？ 　　徐贲：我当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说理中不存在所谓的“速战速决”。首先，说理不是“战”。我在《说理》中也说了，说理不是捏紧的拳头，而是摊开的手掌。而且，说理的目的也不一定是“终结”意义上的“决”，说理是讨论，是一个为达成共识或相互理解而不断进行的过程。对立的说理，它的“决”是由其他有公正权威的裁决机制做出的，如法庭、陪审团、公民表决、公认权威认识的决断等等。因此，民主的环境对说理非常重要。 　　记者：讲理算不算一种文明素养？讲理到底是文明的条件还是文明的结果？ 　　徐贲：是的，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讲理是一种公民教养。我在《说理》中有专门的一章讨论说理与公民教养的关系。 　　理性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前提 　　记者：为什么理性精神、说理、讲理很重要？ 　　徐贲：理性对于说理很重要，但只是说理的一个方面。说理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是说话人的形象，另一个是说话所能调动的情感或情绪。后面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说话人的印象，如是否诚实、可靠、值得信任等等，这会直接影响说理是否有说服力。另一个是情绪，能否打动听众，使他们不仅被说服，并有所行动。形象和情绪都不是理性所能包涵的。所以说，理性只是说理的一方面。理性涉及的主要是说理中的逻辑，说理逻辑最容易出错或有欺骗性的不是形式逻辑，而是非形式逻辑。我在《说理》中列举了将近40种说理中常见的非形式逻辑谬误，是因为理性对于说理的重要，而逻辑是否正确会直接影响说理的质量。 　　记者：理性思维与理性的行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徐贲：你说的理性行为应该是指好的行为吧？一个强盗杀人越货，有他的理由，但我们并不称其为理性行为。理性思维是好行为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例如，你知道帮助遭难的他人是一件好事，你甚至还能对此说出不少理来，但你未必就会有帮助别人的行为。现在被打出来的老虎和苍蝇，不少是有高等学位的，又长期接受过理论教育，哪一个不能把道理说得一套一套的。他们的贪腐行为不是正好与他们擅长的理性思维相违背吗？ 　　记者：有人认为理性社会是冷酷、僵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