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docVIP

与经典为友，以圣贤为师 ——读卢梭《社会契约论》 从前听人说：“读书就是与圣贤进行跨越时空的交流”，总觉得有几分矫情。但翻阅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时，笔者终于能明白这种愉快的、探索的、却又似朝圣般的阅读体验：时而与作者产生强烈的共鸣，时而与作者的观点相左而恨不得与其理论一番，却始终贯穿着对作者智慧的深深敬仰。 一、本书的内容概要 说起卢梭和他的《社会契约论》，总绕不开“天赋人权”和“人生而自由平等”等字句，这是契约论的起点和基础。卢梭尤其强调人的自由权利：“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放弃自己的义务……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可见，在卢梭看来，自由是人的本质。 由此，卢梭阐述了自己的国家理论：设想人类曾经处于自然状态，即人人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遇到了“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这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我所能运用的力量”。人们不得不“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于是，普天之下就默认了一份公约，内容是“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益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卢梭看来，人们通过这份契约，用“以个人的力量为其界限的自然的自由”换取“被公意所约束着的社会的自由”，而契约“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他认为这才是合理的国家起源，而不是家庭起源理论或者暴力起源理论。 公意是契约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卢梭通过公意和众意的比较来表述公意的含义：“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额仍然是公意。”笔者认为，公意的含义接近于符合大多数人意志的意志。在卢梭看来，当国家之内不存在派系，并且每个公民都只表达自己的意见时，人民就不会被欺骗，公意就不会犯错误。 卢梭认为，主权是公意的运用，因此是不可转让的，同时也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他认为单一政府——在这个政府中行政权力充分依附于立法权力——本身是最好的，但是单一政府会出现“强力的极限”和“软弱的极限”，混合政府则会产生适中的力量。而事实上，从来没有单一的政府。那么究竟存不存在最好的政府形式呢？在卢梭看来，“每种政府形式总有某一点是与另一种形式相重叠的”。言下之意，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导致政府的形式各不相同，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因此“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但一般来说，“民主政府就适宜于小国，贵族政府就适宜于中等国家，而君王政府则适宜于大国”。至于判断政府好坏的标准，就是该政府治下公民的人数繁殖和增长多少。卢梭指出，正如个别意志总是反对公意，政府总是努力反对主权，因此政府不可避免会有这样的倾向——民主制蜕化为群氓制，贵族制蜕化为寡头制，王政蜕化为暴君制，而国家随之解体。为了防止这种倾向，政府的创制就绝不能是一项契约，而应当是一项法律：行政权力的受任者不是人民的主人，人民有权委任或撤换他们。 卢梭还认为，主权是不能代表的，主权者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主权者来代表自己，意志不能够像权力那样转移。正因为如此，卢梭并不认同现代国家普遍使用的代议制。相反，他鄙夷议员或代表的存在，认为“人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以后，他们就是奴隶”。他道：“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里，一切都是公民亲手来做，没有任何事情是要花钱的（指花钱接受议员或代表的服务）”，因此他最赞同罗马人民的公民大会式的直接民主，以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以维持主权权威。 卢梭指出，社会公约赋予政治体以生存和生命，而立法赋予政治体行动和意志。在卢梭的字典里，法律的定义是：“当全体公民对全体公民作出规定时……人们所规定的事情是公共的……正是这种行为，我就称之为法律。”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具有意志的普遍性和对象的普遍性。而立法者，需要绝对的理性、完全为全体人民的幸福着想、同时考虑到长远利益，作者不禁感叹“要为人类制定法律，简直是需要神明”。而事实上，只有全体人民才能表达公意，唯有公意才能约束个人，因此编订法律的人没有立法权，立法权只掌握在人民手中。与此同时，卢梭还指出宗教作为政治工具的原因：因为一些专业性的深奥术语是无法用通俗语言代替的，智者们难以使俗人们清楚地明白并接受法律。为使民族爱好健全的政治准则并遵循国家利益的根本规律，立法者只有借助宗教，使人民遵守国家法像遵守自然法一样。显然，卢梭赞美的是法治，而批判这种政治手段：“只会搞这一套的人，甚至于也偶尔能纠集一群愚民；但是他绝不会建立起一个帝国，而他那种荒唐的把戏很快地也就会随他本人一起破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