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quot; 新公共性quot; 的构建及其限制[J].docVIP

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及其限制 ——以中日两国为中心 田毅鹏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本文发表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 摘要：如果我们把近代以来东亚社会在建立民族国家进程中形成的以“官”为主要承载者的公共性作为东亚公共性的“典型构造”或“旧公共性”的话，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东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为背景，中日两国先后出现了见之于NPO和福利政策的非政府、非市场的“新公共性”诉求，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还出现了跨越国境的公共性构建活动。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进程，其进一步的成长和推进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东亚在直面公共性问题挑战的同时应努力突破欧美中心主义，充分注意东亚公共性构造转换的一系列特殊的制约限制因素。 关键词：东亚 新公共性 构建 限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世纪90年代以降，以全球化和现代化的突进为背景，东亚各国陡然掀起一股公共性研究热潮，“公共性构造”的转换问题，一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在日本，伴随着20世纪下半叶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日本社会进入了以“欲望和感情解放”为主题的个人主义时代，利己主义风行、价值体系崩坏、地域发展不平衡，旧的公共性开始被破坏，建构“新公共性”的问题应运而生。而在中国，以“单位社会”逐渐走向消解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背景，培育、催生从市民社会中离析出的带有新型公共性的公共领域，进一步推进“社会建设”，亦为人们所密切关注。虽然“新公共性”作为一个学术话题在中日等东亚国家刚刚兴起，但对东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以中日两国为例，在总结反思东亚公共性传统构造的基础上，对东亚“新公共性”构建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 一、东亚“公共性”的一般特质 作为一个现代政治、社会理论的专用术语，公共性是一个多义性、充满论争的概念。日本《国语辞典》对公共性做的解释是：“就公共性的性质而言，其对社会具有极广的利害和影响。而且其影响不是限于特定的集团，而是面向社会全体。”日本学者齐藤纯一认为，所谓公共性“就是不求“闭锁性”和“同质性”的共同性，是抗拒“排斥”和“同化”的一种相互连带。”[1]（P6）中国学者李明伍则将公共性概括为“某一文化圈里成员所能共同（其极限为平等）享受某种利益，因而共同承担相应义务的制度的性质。”[2]总结上述概括，我们会发现，公共性概念最具核心意义的要素包括：（1）共有性，即对社会具有极广的利害和影响，其影响不是限于特定的集团，而是面向社会全体；（2）公开性，通常是指以公开讨议的形式而形成的公共议论；（3）社会有用性，公共性既是一种价值体系，同时也是以公共事业为主体的公益服务体系；（4）作为一种社会理念，公共性是一种基于正义和公正，为达致公共善而努力行动的价值体系。 围绕着对公共性的不同理解，学术界形成了不同的公共性研究流派。在欧美20世纪社会理论的谱系中即有哈贝马斯的“市民公共性”、卢曼的“合法至上论”的公共性以及罗尔斯基于自然法论而展开的公共性论述。而在日本学术界近年来热议的公共性话题中，也在国家所代表的公共性、市民的公共性、世界公民社会以及基于后现代立场而提出的“新公共性”等意义上使用公共性概念。 关注公共性研究的学者普遍承认，公共性的存在形态是多元的，在不同的文化地理空间范围内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公共性。因此，在理解探讨东亚公共性问题时，我们应在把握人类文明公共性一般概念的基础上找出东亚公共性的一般特质。以欧美社会为参照系进行比较分析，我们会发现东亚公共性的一些明显特质： （1）在欧美世界中，自阿伦特、哈贝马斯以来，公共性多是作为政治、社会理论的用词而被使用，是指作为公共言论的空间，或是形成公论的市民生活领域。而东亚在理解公共性时虽然在很多情况下也沿用欧美的原意，但相比之下更强调其实用性，遂导致东亚的公共性概念缺乏西欧语言中所带有的公共的、公开的及相互沟通交流的政治意味，因此，东亚的公共性“往往是作为公共事业等公共权力活动正当化的词汇而被使用的。”[3]（P486）如在日本“公共性在很多场合是强调以公共福利为目的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有用性。作为公共事业和社会资本建设的合理性依据。”[4]（P419）而中国在单位体制下，“公”实际上成为从摇篮到坟墓的完善福利保障制度的代名词。 （2）就公共性的主体而言，与欧美世界公共性实现主体的多元形态不同，东亚的公共性主要是由“官”、“公”来加以承载的。这从东亚国家传统社会思想中的“公私论”中即可略见一斑。虽然中国和日本的“公私观念”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差别，但如果从“空间”角度对其加以分析，会发现两国空间性的“公家”、“公门”都是指与“君”、“官”有关的场所，到近代，进而引申为“政府”或“国家”的领域。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