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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 ——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 （上海财经大学200433 谈敏） 乍一看，这个题目很大，绝非一篇短文所可言。不过，如果暂且搁置眼下有关中国经济学的纷繁观点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内容而不论，仅仅尝试从中国经济学（假设这一概念成立的话）过去曾走过的道路中去探究它的未来发展前景，那么似乎又为本文讨论这一题目，留下了某些置喙的余地。 一 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时髦名词。它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以前。关于这个概念的解释，早期比较具有典范意义的，恐怕要算是王亚南先生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书中从“批论”当作舶来品输入的政治经济学角度，认为中国是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国家，从而使国人的政治经济学修养程度受到限制，故没有产生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为探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的环境。因此，我国有志于“中国社会经济之科学研究”的人，不应一味照搬模仿舶来政治经济学的那一套教义和内容，而“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所谓“中国人的资格”，广而言之，是藉此期待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达到三个目的，即确定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并用于指导我国的社会活动实践；了解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法则及其必然趋势，包括这一演变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冲突现象；扫除有碍于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一切观念上的“尘雾”，运用和“锻炼”政治经济学使之成为中国反对落后封建意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文化武器”；具体言之，是试图“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舶来政治经济学之处，为“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或者说，它的内容“比较更切实用”，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① 以上解释，大致给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从理论上划定了一个范围。其侧重点是要求在理论体系、论断结论、案例材料、性质内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舶来的政治经济学、而特别适用于中国自身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读本”。看来，王亚南先生自己撰写这部《中国经济原论》，也在实践着这一努力。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研究“中国原有的经济形态”为其宗旨，分别从导论、即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上的两种基本对立见解开始，随之相继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与利润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最后在结论中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进行了总考察；此外，书中还以附论的形式，补充考察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等论题。显然，这是一部道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读本，所以有人揣测说，“大概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尝试”。②由此可见，早在50多年前，我国学者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而且关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在不少方面，与今天讨论中国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相通的。 以王亚南先生的论断作为标志，如果进一步思索，似乎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说明和澄清。诸如中国经济学创立的历史前提条件是什么，它能否从先行经济思想资料（无论是中国传统的还是外国舶来的）中吸取其滋养，它在世界经济科学中应当具有怎样的地位和影响，等等。弄清楚这些问题，哪怕只是有所体会，或许对判断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前景，也是不无助益的。 二 最初提出创立中国经济学，按照王亚南先生的观点，可以理解为包含着两个历史前提。一个是中国尚处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换句话说，这种落后的经济形态，“始终踯躅在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形态中”；另一个是从前一个引伸出来的，即中国落后的经济地位和环境，必然引起经济思想上的落后。前者意味着舶来经济学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必然与中国现实经济的特质格格不入，甚至成为理解这一经济特质的障碍。后者则意味着中国学者受到政治经济学修养程度上的制约，除了模仿或人云亦云之外，无力或无法鉴别那些不大熟悉的甚至完全隔膜的外国经济现实的理论。二者归结到一点，就是舶来经济学不可能解决，或者说，不可能适用于中国特有的社会经济问题。于是，创立中国经济学的主张便应运而生了。这样说来，中国经济学与舶来经济学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其实，在提出中国经济学概念的背后，还隐含着一个不言自明的历史前提，即舶来经济学的输入。也就是说，当以欧美资本主义经济为其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后，在这种舶来品的持续渗透和影响下，才引起了对于中国经济学问题的关注，从而显示出中国经济学与舶来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