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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复习材料 一、简答题： 1、简述一下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早期阶段：“新史学”与“新汉学”的交替（1900—1929） 二、中期阶段：唯物史观派的主流化（1929—1989） 三、最后十年：从“新汉学”复兴到“新史学”归来（1989—2000） 2、简述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在二十年代渐归沉寂的原因。 （1）“新史学”并非一场单纯的学术运动，而是当时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它自始至终与救亡图存和社会变革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而随着民国的成立，政治革命大体告一段落，原来旨在推动革命的“新史学”，其影响力和号召力自然大大减弱，难以维持此前的热烈场面，无形中就要谢幕退场了。 （2）“新史学”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新史学”无论就学问还是学人而言均无法与传统对接，中国的史学传统乃至整个学术传统内部几乎没有任何能够自然顺延到“新史学”的因素，也就是说，梁启超们是在创造一种全新的历史，是在开创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学问。 （3）梁启超本人不谙西文，他对于西洋史学的认识，不过是依据几本中日翻成的教科书，而这些通俗读物并不能代表近世西洋史学界研究的方法和理论的趋势。所以他对新史学的介绍，颇为肤浅空泛；他对于西洋人研究历史的方法，更是茫然得很。他不知道近世西洋史学是建设在专题研究之上。教科书并非专门著述，也不能代表近代西洋史学研究。专门研究是要依据史料从专题研究作起的。 （4）梁启超治学多变，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团队，造成一个在学术圈发挥持久影响力的学派，从而锲而不舍地沿着既定的方向做大做强。 3、简述“新汉学”的特点。 （1）矜尚“考史但不著史”的为学基准。 (2) 崇尚归纳，排斥甚至彻底拒绝演绎，是“新汉学”最鲜明的特征；特别推崇“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理论决事实”的致知门径， 则是此特征最突出的表现。 （3）怀抱“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治史理念。这一理念的要旨，是把学问本身看得高于一切，甚至高于政府高于社会，看得可以独立于一切。 （4）与“新史学”的提倡者们“以社会科学治史”取向不同，“新汉学家”们则鲜明地主张“以自然科学治史”。 4、“新汉学”在史料观方面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新汉学”无疑也充当了中国现代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动力，这主要体现在“新汉学”推动了“史料观”的巨大变革，此一“变革”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的最为突出：一是极大地扩张了史料的范围；二是极大改进了史料考订的工具；三是把固有的“文献”史料放在“历史演进观”的框架之下重新予以价值估定。 5、简述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内容。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譬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王是禹，到孔子时始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三皇出来了，汉以后才有所谓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顾氏于是形成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在勘探古史时，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6、简述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 第一，唯物史观派在历史学认识论层面上的意义。唯物史观派注重史学与时代、生活和社会的关联，自诞生之初就主张沟通过去与现在，注重在“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上释放自身的能量。1949年后，唯物史观派对史学对社会现实的参与力度进一步加大，著名的“五朵金花”几乎都与时代主题相通。所以，唯物史观派的现实诉求为其学术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驱动力。 第二，今天看来，经济史是唯物史观派贡献最巨、生命力最长久的一个专门领域。 第三，“从下往上看”的价值立场。随着学科开放和相互影响的加深，社会人类学的民间取向逐渐得到史观派历史学家的认同，并开始以“从下往上看”的视角和价值立场重新审视历史。 第四，跨学科的治史路数。广泛吸收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辅助历史研究。 第五，唯物史观派着眼于对中国历史的贯通性考察，注重长时段和重大事变。 7、建国后史料派与史观派之间的变化： 第一，两派的较量不再公开化、不再针锋相对。在以往，两派学人势同水火，谁都不拿正眼瞧对方，基本上形成一种剑拔弩张的局面。建国后两派的冲突要缓和得多，敌我对立的意识大大减弱，观点的分歧被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不过，1958年的“史学革命”和“文革”时期是例外。史料派在承认史观派的强势地位的前提下，委婉含蓄地表达出自己的学术主张。史料派不争一时之短长，更看重著作能否传世的远期效果，以此维系自身的学术自信。同时，史观派对业已失势的史料派也并不穷追猛打、斩草除根，而是采取了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因为对建设新史学来说，史料派学人尚有可供驱使之处。第二，两派开始携手合作，由对抗转向对话。民国时期，两派学人无论公私两方面，都极少交往。史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