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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稳定问题中经济发展效用探讨——基于拉美模式的思考张宜伟摘要：在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旨在分析经济发展对政治稳定的效用问题。基于拉美经济现代化的思考得出：经济发展在拉美国家能力塑造、满足人民期望、政治合法性和“公民社会”成长等方面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以期对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参考。关键词：经济发展 政治稳定 合法性 公民社会政治稳定问题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深切关注的问题，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探索政治稳定的途径，这就意味着探讨政治稳定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亨廷顿在他得的名著里提出的“强大政府论”，其理论依据来源于三个事实，即：第一，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世界各国之间的最重大差别不是他们政府的形式，而是他们各自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程度。第二，许多新兴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上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些国家都未能如上述现代化理论家所预期的那样，在政治上也发生了相应或同步的进展。第三，许多经济增长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较大的新兴国家，反倒在政治上更加动荡不安，暴力频繁，政变迭起，险象丛生。而那些经济起步落后或停滞不前的新独立国家，都能安享相当程度的政治太平。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资本主义大萧条沉重打击了拉美国家推行了数十年的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靠出口初级产品换取国外制成品的办法难以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加深了外来制成品供应与国际运输的困难。由此，一些拉美国家开始由本国生产某些制成品来取代进口商品,从而开始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探索，并在三四十年代取得初步成功。纵观整个拉美的发展历程，拉美的现代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1870～1930)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1930～1982)阶段；外向发展模式(1982年以来)阶段。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出现的工业化大反复、城市化和工业化不协调等因素都会对其政治的稳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当西方的现代民主制无法保证拉美国家的政治稳定时，拉美国家现代化的经济运动总能开辟道路，为自己的发展找到一条新的道路，为自己的发展找到一种新的手段。“拉美模式”是指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和战略。20世纪8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陷入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之中，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急需找到一条通过经济改革摆脱困境的道路。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曾在世界银行任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项主张，即“华盛顿共识”。主要内容包括：加强财政纪律、重新确定政府公共开支重点、开展税制改革、实施金融自由化、统一汇率、实现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解除政府管制和保护产权的10条改革建议，得到西方主要经济机构的认同。按照这一政策，拉美将摆脱危机的出路放在“推行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一体化”，其实质是实行西方式的自由化的市场经济。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拉美广泛传播，兴起轰动一时的“拉美模式”。但实施一系列自由化政策后，这种放任自流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一些拉美国家的民族工业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政府失去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从而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激化，拉美这种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模式面临危机。在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初级产品出口到进口替代工业化，再到外向发展的所谓拉美模式是拉美国家和人民不断探索的结果，而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经济发展到底与拉美的政治稳定有什么样的联系？本文试图通过考查拉美的现代化历程，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梳理出拉美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一．经济发展体现拉美国家能力艾森斯塔德曾指出拉美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致命缺陷:“随着社会动员的不断发展,而与此同时,又比较缺乏使有效的新中心定型化的能力。”虽然有人认为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应该以西方议会民主制得原则，推广经济自由主义，不用在经济中过分强调国家的存在，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迟发国家和早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不同的。第一,迟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并不是本国生产力自发推进的内源型现代化,而是在外部压力下追赶先进国家的外源型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只能靠国家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启动和推进,没有国家的领导、动员和组织是不行的。第二,迟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不像早期现代化国家那样可以靠生产力的内源发展,自发、缓慢地从野蛮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进入自由企业阶段再发展到资本集中阶段,而是必须同时要实现现代化所有各个阶段的任务,肩负着早期现代化国家所未曾经历过的人口压力、发达国家的消费示范压力、革命和改革的压力,是一个高度“浓缩”的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