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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信仰与公民道德建设 杨司乾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每个人的第一身份和最后身份其实都是文化身份，经济是以货币的方式达到文化价值目的的一个过程。文化作为一种习惯性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最终沉淀为每个人的个体人格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格。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根本差异首先是文化的差异、价值观的差异，进而衍化成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社会性差异。据人类学家的研究，现在某些地区的丛林部落尚有食人族的存在，如果你的隔壁住着一位食人族的邻居，显然对你是一种极其恐怖的生存压力。在经济、科技、资源共享、信息交流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差异论、文明冲突论依然甚嚣尘上，甚至引发流血战争。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从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到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金属的铸造，火药的发明，到机械化时代、电气化时代，直到今天的新材料新能源时代、信息化时代，人类的物质文明、科技文明无疑是直线前进且整体趋同的。然而，越是在后工业化的今天，人们对各自独立的思想文化和精神价值越是呈现多元化的选择和智性追求；而且，在各自的文化土壤上所滋育的文化精神数千年恒常稳固甚至有时出现文明的倒退。 一个民族永远不能丧失对自己文化的信仰、价值观的信仰，否则，这个民族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根基和灵魂。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上千种不同民族，生息到今天的不过上百种，绝大部分的民族消失在了漫漫历史长河之中。尽管原因多种多样，但根本原因都是因文化生命力的衰竭导致民族凝聚力的崩溃而走向灭亡。直到今天，国家的兴衰、社会的治乱，其实都是对文化价值的不同信仰所焕发的人文精神信号的强弱不同所致，经济科技的物质因素只是辅助手段而已。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生不息，我们崇尚的文化价值观是大道文化、君子人格和人本精神。因此，中华文化虽历经沧桑却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古老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家园，不能不令炎黄子孙肃然起敬。可是今天，对于被世俗物欲潮流侵蚀而显得千疮百孔的我们民族文化的机体，又不能不引发人们深深的忧思。 文化价值信仰直接塑造公民道德信仰和社会公共道德建设。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圣人所描绘的德治社会的愿景。《左传》记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所谓“百业德为先”吧。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写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有学者指出，对待穷人的态度，考验一个社会的良知;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考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足见中国传统文化对道德价值的呼唤与求索。 从道德的角度划分，人的行为分为三类：道德行为、非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在通常情况下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都是非道德行为，并不存在道德价值的评判，诸如吃饭、睡觉、上班、聚会、旅游等行为都是中性的非道德行为。而惯性的道德行为则是一个人在高尚的心理动机驱使下，具有明确行为指向性、高度主观自觉性的悲悯善良的行为，比如扶孤助残、济困扶危、参加慈善活动等行为。道德行为需要宽阔的文化视野、深刻的人文情怀、坚定的价值判断和强大的意志动力作为支撑。对于那些损公肥私、见利忘义、坑蒙拐骗、敲诈勒索、制假贩假等行为显然是为人所不齿的不道德行为。 道德问题既是一个价值信仰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评价机制的问题。道德行为不能以追求利益为目的，不能以利益的驱动为指导，否则就不是道德的行为甚至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没有利益的承诺与诱导又不能导致社会普遍性的道德行为。因此，在普适性的公民道德建设中，必须有效解决道德架构中的这一对悖论，否则，社会道德体系就被道德评价的这一悖论所绞杀。对此，中西不同文化信仰的国度各自作出了精彩的回答。 在欧美具有全民宗教信仰的国家，他们依赖宗教精神解决了这一问题的困惑，他们把道德行为的良知交给了上帝。他们虔诚信奉缈缈上苍无处不在的上帝能掌握一切、洞悉人心、明察善恶，圣明的上帝会指引善良人士死后的灵魂升入天堂，而把为非作恶者死后的灵魂罚下地狱，接受道德的审判。他们把对道德行为的利益报偿推迟到了人的身后，从而有效避免了人们对道德行为急功近利的非理性的现实期待，也打击了人们对不道德行为恶果的侥幸心理。可以说，宗教是用一种善意的欺骗解决了人们的道德信仰危机。 尽管上帝本身是一种非物理的存在、非真实的存在、更是不可证实的存在，但把上帝作为一种价值的存在、精神的象征，确乃对道德问题的终极诠释。宗教起源于神话，宗教和神话的目的本不是为追求科学和真理而存，它们只是为了倡导人们的道德信仰和精神价值而预设的一种敬畏的对象，实为用宗教方式解决道德问题的高明之举，因而很好维系了西方文明的基础和道德价值的光辉。 而在缺乏全民宗教信仰精神的中国，我们的祖先为中华民族开启了另一盏文明道德建设的灯塔，那就是史官文化。在史官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国，我们以“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界限了善恶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