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克文：西方尚未做好准备应对中国崛起.doc

陆克文：西方尚未做好准备应对中国崛起 今早我搭乘飞机从中国返澳。从1984年我第一次访华（我们举家前往北京履行我的第二个外交任期）至今，这样的行程已经重复了近百次。尽管我可能对这个国度越来越熟悉，但每次过去总能发现一些全新的东西。事实上，中国变化的速度超越了我们理解它的分析框架。那就像英国工业革命和全球信息革命同时发轫，并且将这一进程压缩成30年，而不是300年。 ? 　　中国已经成为东亚伟大转型的体现。因此，随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战略的重心由大西洋转移至太平洋（从欧洲到亚洲，从美国至中国），它也将成为伟大全球转型的象征。这一国际关系潜在驱动力的深刻结构转型就在我们眼前铺开，而不幸的是，西方国家集体对此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 　　第一次为中国深深着迷，还要回溯到我的孩提时代。我成长于昆士兰郊区的一个农场，在那里，我的妈妈总是不让家里的书架留有“余地”，目的是让我们在了解畜牧学知识以外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仍记得，有一天她带回了一本类似男孩年度考古指南的书，里面涵盖了古代文明世界的伟大建筑奇观。 ? 　　在被强迫着领略完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风采后，藏在书后面部分的中国终于一展真容。尽管该书只是用了寥寥数页去考掘古代中国的建筑奇观，但这个传统和审美与我所熟悉的任何西方事物截然不同的国度，从一开始就把我俘虏。（这种兴趣）一旦开启，便再也不能逃离，你会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越陷越深，就像无数人在你之前所描绘的那样，不断尝试着去了解这个“中央王国”的现象，追溯到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的那个时代。 ? 　　原先被伦敦和华盛顿当局古雅地称为远东地区的澳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新加坡衰落以后已经成为“近北”。理解亚洲及其内在驱动力，对我们而言已不再是一种带着异国风情的智力奢侈品——它早已成为我们国家的必要性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从英国和美国（从某种程度上讲）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汉学研究中继承的一部分学术传统遗产体现在伦敦亚非学院。战后，当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始广泛地设置与亚洲相关的学科（包括语言、历史、哲学、文学和美学）时，它有意地采用了亚非学院的教学传统。核心原则很简单：如果你要理解中国的现代语言、政治和经济，那你也必须了解中国古代的编年史和文明的轨迹。这些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是解读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的现代图景以及南亚、东南亚地区高雅文化的必要元素。我有幸通过这种教育传统研习中文，这种传统得益于在我之前数代以来的学术和教学积淀。因为在今天，当我每次邂逅现代中国时，我也遇见了一个被自身独特历史经验深刻塑造的中国，一个为了探寻自己未来在陌生世界中的航向而仍在自己的传统经验中求索的中国。 ? 　　当前，关于这一主题最好的书目之一当推亨利·基辛格出版于2011年的力作——《论中国》。我相信这本书可以被视为基辛格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作品——一本带我们领略正在展开的中国未来绚烂图景的积极指南，而不应被看成一本有趣的外交回忆录。基辛格对中国“例外主义”（是的，没错，是中国“例外主义”而非美国“例外主义”）的分析是极为出色的。他将此称为“中国的独特性”。原文如下： ? 　　“因此，中国理解世界秩序的进路与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那套体系截然不同。西方现代的国际关系观念肇始于十六和十七世纪，当时欧洲的中世纪体系瓦解为一撮实力非常接近的国家，天主教分裂为很多派别。权力均衡外交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无奈之举。没有国家强大到足以向别国强加自己的意志。没有宗教有足够的权威来维持欧陆持续的统一。主权的观念和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平等成为国际法和国家间外交的根基。 ? 　　中国则恰恰相反，它从未忙于在平等基础上与别国进行接触。原因很简单——它从未遭遇在文化上或者规模上与其相匹敌的国家。中华帝国在其地理圈内必须鹤立鸡群——被视为一种自然法则、一种天命的表达。对于中国的皇帝们而言，天命的执行并不一定意味着和邻国保持一种敌对关系；这种关系最好不要。像美国一样，中国也认为自己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但它从不赞同美国将自己的价值观推广至全世界的普世主义信条。它将自己的权力边界局限于控制边境的蛮夷···中国不输出价值观，而是让别人自动找上门。” ? 　　与基辛格作品不谋而合的论述也可以在当下中国高校数量可观的关于未来中国在世界中扮演何种角色的学术研究中发现。最近我在北京拜访了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政治学教授阎学通先生。其最新的作品被优雅地冠以《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力量》之名。他力图从现实主义和规范主义的维度识别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古典起源。特别是中国学者正在努力工作，试图在一个愈发复杂的世界秩序中探寻中国的政治领导能力可能的哲学基础。 ? 　　尽管这听起来非常有趣，但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这其中有几个根本原因。中国在未来二十年的某个节点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无论是从购买力平价角度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