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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事业与独立营业 　　摘要：胡政之在主持《大公报》期间，在报纸经营、报纸编辑、品牌管理和人才管理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影响，提出了新闻史事业是民间事业和独立经营的独特办报理念，这些对我们今天的媒介具有指导和借鉴的意义。 　　关键词：胡政之 ；《大公报》 ；民间事业 ；独立营业 　　胡政之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他独家采访了1917年段祺瑞誓师反对张勋复辟的新闻，1919年采访了巴黎和会。1926年9月开始，胡政之与吴鼎昌、张季鸾开始合作接办《大公报》，此后该报纸销量逐渐增长。胡政之在办报实践中认为新闻事业具有社会性，是民间事业，与此同时报纸应独立经营，这两点能概括他在经营《大公报》期间的两条基本路径。 　　一、新闻是民间事业 　　（一）报纸乃社会公器 　　《大公报》的社训只有简单的四字：“不私不盲”。1916年新记公司《大公报》的第一篇社论中提出了该报 “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八字方针，后来归纳为“不私不盲”四字。“不私”即至公，为公共某利益。“不盲”即报纸的整个言论从独立的主张出发，“都应以独立自重，以正义为根据，以团体事业的公共利益为根据，以国家民族的整个利益为根据”。 　　胡政之也提出了报馆在服务社会时的具体规律：（1）信仰正义，服从规律。这是《大公报》社训的延伸，报馆作为一个事业团体，就要以正义为目标，以遵守规律为范围。（2）忠诚尽责，爱恕待人。这要求报馆同人诚笃忠实，将事业发扬光大。（3）事业向前，个人退后。换言之，公共的要积极进展，私人的要多克己自制。 　　（二）新闻事业的社会属性 　　在《作报与看报》中胡政之提到：“社会与报业的关系，真实息息相通，社会需要好报”，他在《大公报》的时期，中国正处在内忧外困的时期，该报借助自己的角色和地位为公众构建了公共领域。在国共斗争日趋激烈的时期，大多数报纸很难保持纯粹的客观性，变得趋于党派化、政治化，社会舆论空间受到威胁。胡政之负责的《大公报》坚持全国开放，使之成为公众的喉舌。 　　1.报纸是文化的工具。胡政之认为报纸肩负有社会文化工具的使命，并非办报的人可以私用，把办报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在他眼里，报纸这个社会的文化工具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公众对报纸的文化期待对报纸的质量有着巨大的影响。“从消极来说，社会如果把看报的标准提高，不许它走入下流浅薄猥琐浮滑一路，它决不敢不力争上游，因为它是商品，断不敢违背顾客的意思。而从积极说，社会如果不把报纸看作有闲阶级茶余酒后的消遣品，刺激物，而要抬举它成为国民日常生活的精神食粮，文化媒介，大家就应该随时给以指导，同它合作，则报纸当然能够向上”。 　　2.报纸与政治、商业有联系。胡政之承认《大公报》与政治有联系，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报纸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已然成为一体，但是并没有与实际的政治发生新闻业务以外的联系。报纸的最高目的是使报纸具有政治意识，而不是去参加实际的政治，他提出“办报有原则，政治是灵魂”的指导方针。此外，在胡政之看来，一份纯政治性的报纸终久要被淘汰，一份理想的报纸在兼顾事业的同时也要注重营业，“营业能独立，始能站在超然的地位，不为他人所左右”。坚持独立经营，实行股份制营业和市场化运作。在独立经营的过程中，广告和发行是报纸主要的经济来源，胡政之将广告费当做报纸物质上的粮食。新记公司在创立之初经营困难，但胡政之并没有为了赚钱把报纸过度得商业化，宁可牺牲广告，也没有少登新闻。《大公报》不同于其他商业报刊的是，报纸采取营业独立，其主要目的是获得言论上的自由，不是一味生财。 　　3.读者促使新闻事业进步。胡政之在《中国新闻事业》一文中提出：“……读者既少，新闻何能发达，要图补救之法，首在增加兴趣之材料，唤起阅读之需要”。读者的需求决定了报纸的销量，同时也决定了报纸的质量，会对报馆、记者起到鞭策的作用。《作报与看报》一文中说道：“我们确信，要想作成一份好报，作报的人仅有百分之四十的力量，而看报的人，即社会公众，倒具有百分之六十的推进力”。《大公报》在“为公共谋福利”的思想指导下有了平民化的趋势，比如1920年6月27日，《大公报》开始刊登为“社会之声”栏征文的广告“本报从七月一日起，特辟社会之声一栏，凡地方利病，人民疾苦，社会缺点，均愿意代为披露，愿各界诸君注意赐教为幸”。 　　（三）新闻事业的职能 　　胡政之根据自己多年办报的经验提出了新闻事业的两大职能。他在《本报之新希望》里提到：“顾吾以为新闻事业之天职有二：一在报道真确公正之新闻，一在铸造稳健切实之舆论。而二者相较，前者尤重，盖新闻不真确，不公正，则稳健切实之舆论无所根据也”。 　　1.报道明确。胡政之将正确公正的事实作为办报的重要原则。在新闻操作中他反对以下几种类型的新闻：1.不知所报何事，记者随意胡诌的数字式新闻；2.故意煽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