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际唐诗系谱的建构：观念、背景及其开展.docVIP

元明之際唐詩系譜建構的觀念及背景 陳廣宏 提要：宗唐復古是近世文學史上的重要思潮，代表了詩文領域重新體認傳統所建立的主流審美理想。本文以嚴羽詩論與楊士弘、高棅唐詩選本對盛唐的標舉，以及由此展開唐詩正變的區分、條理爲樣例，探究元明之際如何在地域文學與館閣文學的互動中，一步一步實現以音律與世次爲中心的唐詩系譜構建之歷程及其內在理路，進而顯現其引領明清詩學基本走向的文學史意義。 關鍵詞： 嚴羽詩論 唐音 唐詩品彚 唐詩正聲 元明之際 館閣宗尚 江西詩學 閩中詩派 有關唐詩系譜的建構，並不是元明之際纔開始的，然此一時期的作爲，對於明中葉以來復古思潮的理路以及整個明清詩學的走向，顯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朱彝尊曾反省說：“顧正、嘉以後言詩者，本嚴羽、楊士弘、高棅之説，一主乎唐，而又析唐爲四，以初盛爲正始、正音，目中晩爲接武、遺響，斤斤權格律聲調之高下，使出於一。” 儘管是站在批評的立場，以示對這段歷史的超越與清算，卻明確將有關唐詩系譜建構的根基上溯至嚴羽、楊士弘、高棅三人之說，並已顯示，以宗唐觀念爲指歸，體制音律爲衡鑑，時代演變爲脈絡，乃是他們爲唐詩系譜建構奠定的基本框架。那麽，像唐詩這樣獲得在詩歌接受史上似乎是僅有的特殊待遇究竟何以會産生，作爲後代人對前代文學風貌的整體想象，唐詩系譜的建構如何開始運作並一步步具體展開，又各反映了怎樣的審美訴求以及與意識形態的聯繫，其表層的歷史事件如何呈現其意義？本文即擬循嚴羽詩論著作、楊士弘《唐音》、高棅《唐詩品彙》與《唐詩正聲》三個代表性案例的線索進展，對此作進一步的考察。其中如嚴羽當然是元明之際以前時代的産物，考慮到他的學說對後二者唐詩選本的旨意、性質具有相當直接的作用，而他的著述本身經黃清老輯刊後，影響始得張大，故亦作爲此間一個環節予以探討。 一 關於體裁論與世變論 元明之際唐詩系譜的建構，大抵是在如下歷史語境中醞釀、展開的：一方面是南宋以降，隨着永嘉四靈、江湖派對江西詩風的反撥，所謂“近年永嘉復祖唐律，……衆復趨之，由是唐與江西相抵軋”，明確相對待的唐宋詩體之辨，開始成爲人們關注的焦點，如戴復古從孫戴昺《有妄論宋唐詩體者答之》，即爲置身其間的一種反應；然此唐詩，實爲以姚、賈爲宗尚的晚唐詩，葉適雖標舉徐照等始言“唐詩”，卻亦有“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之惜嘆。嚴羽《詩辯》更直言：“今既唱其體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於是耳，得非詩道之重不幸邪！”這又促使人們在反省唐宋詩質性差異的同時，進一步追索代表唐詩成就的典範之所在——對於唐詩整體風貌的想象、梳理亦藉此得以在某種程度上開展，嚴羽即在此情勢下，辯白是非，定其宗旨，在徹底清算江西詩病、四靈卑格的基礎上，“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爲法”。於是，與同樣反對江西詩派之北方之學桴鼓相應，一場轟轟烈烈的宗唐復古運動就此拉開帷幕，儘管由於地域局限及創作成就等方面的原因，嚴羽在當時的實際影響，遠不及稍後至元、大德間，先後在杭州活動的戴表元、趙孟頫以及袁桷、楊載等人爲大。值得注意的是，這主要是從詩體格法的體裁論一側提出宗盛唐要求的，重在得其正體，反映了詩學傳統內部新舊秩序的嬗變與審美價值的重塑，也因而構成元明之際唐詩系譜建構的根柢。 在另一方面，蒙元立國，打造“盛世之音”是其所面臨的官方意識形態建設的核心問題之一。自元世祖中統、至元以來，作爲國家政治文化制度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以翰林、集賢兩院爲主體（文宗天曆二年又設奎章閣學士院）的館閣文學，被賦予發揚儒學、紹續漢唐以來文學傳統的重任，世變論突出地成爲他們闡釋自我定位的重要依據。就文章而言，無論是吳澄《送虞叔常北上序》，歐陽玄《潛溪後集序》，還是林泉生爲陳旅《安雅堂集》所作序，皆構建了一個三代而下，西漢文治稱盛，東漢而下，日以衰敝，唐宋盛時，韓柳、歐蘇王曾倡言復古再盛，至本朝又興斯文的文統敍事，要在證明“文章與世道升降”，“高下與世運相盛衰”，負載社會政治治亂消息的世道被視作文學發展變化的動因；詩歌與文章雖有自身系統的差異，然體現世運的功能則一以貫之。故虞集曰：“某嘗以爲，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采隨之。其辭平和而意深長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在此標準下，不管是虞氏自己所說的“詩之爲學，盛於漢魏者，三曹、七子，至於諸謝備矣；唐人諸體之作，與代終始，而李杜爲正宗”，范梈所說的“余嘗觀於風騷以降，漢魏下至六朝，弊矣。唐初陳子昂輩，乘一時元氣之會，卓然起而振之；開元、大曆之音，由是丕變”，皆顯現了在上述體裁論之上導入世變論的詩史觀，並與自己的時代相聯結。如戴良所總結的：“一時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格調固擬諸漢唐，理趣固資諸宋氏，至於陳政之大、施教之遠，則能優入乎周德之未衰，蓋至是而本朝之盛極矣。”原本已以近體之新興特徵爲人所嗜習的唐詩，又以近《三百篇》雅正之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