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现代戏的当代标志.docVIP

戏曲现代戏的当代标志 ——湖北花鼓戏《十二月等郞》艺术成就剖析 陈先祥 戏曲现代戏，是中国古典戏曲派生的时代新枝，是戏曲美学生命力的佐证。在如何强健现代戏整体审美品格、改变“形式大于内容”的探索中，在如何让现代戏真正进入现代艺术行列、吸引老中青观众走进剧场的期待中，《十二月等郎》（以下简称“《等》剧”）应运而生。它不仅在形式美上刷新耳目，更重要的是在内涵意蕴上具有一定深度，且二者融适得和谐完美。那具有生活质感与诗情画意的审美格调让人陶醉，那触摸人性难题和中国女性独特情感状态的精神浓度耐人咀嚼，以及那缓缓进入、进而弥漫于心的人生无奈与忧伤的悲剧美感，令人获得全新的审美感受。特别让人欣喜的是，它虽是农村题材，却击中了当代观众审美磁场的敏感点，拥有最普遍的观众缘，人见人爱，老少痴迷。我一直认为，得奖与否并不是艺术质量的权威定位，观众缘才是作品优劣的试金石。《等》剧以无可挑剔的艺术质量和观众缘，让戏曲现代戏真正迈入了现代艺术行列，并成为戏曲创新的范例和戏曲现代戏的当代标志。 编导的艺术思想和素质 人生课题，本应属于艺术。但由于社会功利占用了太多的份额，迫使戏曲现代戏常常疏离本分和母题。又由于思维的堕性和文化自觉意识的混沌，艺术创作主体往往又成为艺术前行的缰绊。所以剧界常常处于使大力花大钱去包装贫脊和空泛的尴尬之中。戏曲创作太缺乏自清自明的大才及其叛道精神了。 盛和煜，一个闪烁着哲思火花与奇思妙想的剧作家；张曼君，一个充满豪情又不乏细腻、既有艺术智慧又有吃苦精神的诗意女性、通才导演。两位艺术家的再度联手，便诞生了精品现代戏《十二月等郎》。荆门人有眼，湖北花鼓有缘！ 他们高度的文化自觉，清醒的思想理念，敏锐的艺术感知和高超的创新能力，共同托起《等》剧从孕育到诞生直至精致完满的艺术行程。 1、高度的文化自觉 好作品往往是艺术家突破来自客体和主体两种制约的结果。在文化生态相对和谐的今天，挑战自我、跳出常态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煜与曼君是文化使命意识强烈的艺术家，不为生存计，不为名利累，怀着一颗虔诚的艺术心，競競业业地在“做中国文化精神有品格的东西（曼君语）”。这是艺术追求，也是文化自觉；这是思想主导，也是作品之魂。我之所以十分看重这句话，一是因为忧虑戏曲艺术的翅膀一直承载的社会功利太重，二是感叹编导们在编剧技巧中沉溺太久。曼君这句话一言中的，让人有拨开云雾直上九霄的快感。正是这种文化眼光的引领与烛照，她在荆门领导提出的“给我们想个现代戏吧，农村题材，女主角。”的命题中，开始寻找思想的载体。很快，她发现了当地小说《乡村留守》，并以她敏感的女性触角省悟到生活在山水草木间的中国女人们那周而复始的相似人生的“最深美色”，捕捉到中国女人最普遍、最恒久也是最具悲剧精神的一种情感状态。从而苏醒独特的中国女性意识。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并创造出惊人的文明史，是因为有一世又一世女人对男人那“忍辱负重的等待”，对家园那生死不弃的守候，对生灵那艰辛而又细腻的抚慰，以及对道义那痛苦而无奈的坚守。这种高屋建瓴的文化认知，就让这个“留守”的定向题材，摆脱了题旨的一般化与说教味，赋予它新颖的女性话语诉求及人性难题探寻。 和煜、曼君对“中国文化精神品格”的自觉追求，对女性世界的敏锐体察和诗意呈现，赋予了《十二月等郎》高贵的灵魂和丰满的血肉。 2、清醒的理念指导 和煜、曼君有自已独到的理论见解，是清醒的实践者，明白的创业人。他们“离经叛道”的创作论，“不创新没有出路”的艺术论，“贴着地面行走”的源泉论，以及“退一步进两步”的尺度论，都是追随时代而深思熟虑并切实可行的艺术创作理论。 盛和煜一直对将艺术作为教育工具的“载道现象”心存疑虑，本能地疏离，并自觉地实践着艺术的本体使命。早在他的成名之作《山鬼》中，就一针扎在命穴上：以奇特的故事、狞俐的语言揭示人性弱点与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种种悖伦。有一次，他在研讨会上发出惊人一问：人是什么？接着又自我解嘲地答道：炭水化合物！探索人研究人表现人，也许就是这位剧作家给自已定的终身课题，这课题激励着他独辟蹊径的艺术创造。 如果说潜心探索艺术的主体——“人”，是盛和煜自觉的创作追求的话，那么“创新”则是他和曼君对舞台艺术的理论共识。早在《等》剧创作之初，他们就提出“像花鼓戏这样的地方剧种，走传统路子没有意义，只有大胆创新才有出路”的观点。而且决心“不仅要超越自我，而且要开先河”。正确的理念与切实的行动是艺术创作的车之两轮，他们的艺术追求是以挑战自我为起点的。盛和煜在创作该剧文稿时，只要“写顺手了就停笔”，唯恐落入“习惯思维”的圈套；张曼君执导该剧时也是那样小心翼翼、步步为营。他们艰难地在“逆向思维，不按常规出牌”中下苦功，反复折腾自己，在否定之否定中渐次升腾直到满意。 每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