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什么样的辩论..docx

[转帖]从学会讲道理开始 2003年九月下旬的北京，两年一届的国际大专辩论会又拉开了序幕， 1986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转播亚洲大专辩论赛让中国老百姓见识到一种“在电视上吵架”的活动，而在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上复旦大学的夺冠掀起一阵辩论热潮，距今已是整整十年。在今年这短短的十天内来自世界12个不同地区地的青年学子用华语展现了思考和表达的水平，赢得鲜花和掌声。作为本次东道主代表队的中山大学代表队，更是下了血本，集中庞大的顾问教练班子，提前一年就开始准备集训，学校方面对次一路绿灯，几乎当做头等大事来抓，很有势在必得的架势。非独中山大学，前几届参赛的大陆高校大体如此，莫不把在中央电视台露脸辩论队当作自己的门面。　　　　但这些年从社会特别是网上舆论来看，辩论活动获得的美誉度远没有关注度高。很大程度上在国人眼中辩论始终被视为一种小儿科的抬杠，毫无意义的口舌之争，尤其某些自认为有些文化的人更常以对这样的活动不屑为荣。曾有南京大学的一位女辩手，回学校后因受到这样的压力而表示“以后再也不辩论了”，有不少热爱辩论的朋友也曾向我表达过类似的苦恼。　　　　这样的苦恼表面上是辩论赛的问题，实际却不能孤立的来看，它背后折射的是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甚至就是社会本身的问题。　　　　在我们的文化场中，几千年来不同的声音是可怕的，中国人从小生活中就有太多不容置疑的权威和预先设定且不容争议的结论。一个人的双脚被束缚的太久，即使松绑以后，也要很长时间才能找到走路的感觉。所有这一切折射到大学生辩论赛中，便是对真问题的回避，没有真问题便不会有真思考，辩论赛失去了思维碰撞的灵魂而退化为浮华的电视秀。　　　　早年的国际大专辩论会中对其他国家地区的代表队有一个公认的评价就是“比较老实”有问必答，当年大陆代表队有一句套话就是“对方同学问我们……，我倒想请问对方辩友……”，辩论场上看不到对于对方质疑的真诚回应，充斥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但我却注定要用它去追求光明”之类，由教练事先设计，可以用在几乎任何场合的诗歌背诵表演和掉书袋，就这样倒也所向披靡。辩论场由一些擅长朗诵和背诵的人占据，他们负责把集众多队友教练之功的辩词在现场表演就可以了，辩论成为清谈和闲谈，这样的辩论赛，调动的是辩手的口腔肌肉而不是头脑，除了一开始能给公众带来一点新鲜感，看多了不厌倦才怪。从这样的辩论赛中走出了很多精美的男女花瓶，他们的去处都不错，不少人被陈列在各大电视台的银屏里，忠实的继续愉悦大众，这样也足以让很多人羡慕。　　　　一颗种子在不同的土壤里有时会开出不同的花朵结出不同的果实。辩论赛在美国则是另一番情景，如果看一看那里的大学生都在辩论些什么，简直要让我们瞠目结舌，以全国校际辩论（ceda）为例，其中涉及都是以下类型的题目：　　　　1971-1972[美国是否应该全部撤出驻扎在西半球以外的军事基地的所有地面作战部队] 　　1984－1985【美国进行总统大选的方式是否有害于民主】　　1987－1988【美国司法系统是否过分强调出版自由】　　1988－1989【总统大选中第三大政党的假如是否有理于政治进程】　　1992－1993【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履行是否比保护国家主权更加重要】　　　　这些都是典型的“肉食者谋之”的事情，轮的着平头百姓来操心么，何况还这么大精力组织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他们懂什么呀？　　　　而美国辩论研究会（afa）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人们通过公开演讲、讨论和辩论等活动，对公共事务自由交换看法和客观评价各种思想，是维持一个民主社会的基石。辩论活动为公民有效地参与到一个民主社会中去做准备。宪法规定言论自由，而议会、法庭和大多数私人组织都把辩论作为行动工具。因为辩论在各级决策机构中广泛应用，所以公民如果没有辩论知识，合理有效地使用言论自由权，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要求，公民权力便仅仅停留在纸上。　　　　在它的宗旨中有这样的内容：　　　　辩论活动应该为当代重大问题的深入细致的调研创造机会。　　辩论活动应该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促进逻辑推理的应用，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得到的证据。　　辩论活动应该训练学生清楚有力地选择、安排和组织资料的能力。　　辩论活动应该训练学生真诚和具有说服力地把这些资料呈献给观众。　　　　他们相信历史的教训，不运用或不充分运用的自由权利不久就会丧失。受过辩论训练，善于且勇于表达的公民才有希望真正有效地参与到一个民主社会中去。　　　　在这样的传统下，一些时间就是金钱的西方国家，从谈恋爱到上床恨不得只用五分钟，用在辩论上的时间却毫不吝惜。打官司要辩论、议会开会要辩论、连选总统这种正经大事都要辩论，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视同儿戏。　　　　还是以美国为例，一九五九年的总统选举日（十一月三日），一些从事演说教学的教授开始组建总统竞选辩论委员会，号召总统候选人以1858年传统的林肯-道格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