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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美术研究 　　中国辛亥革命以来对中外美术史、美术理论及美术技法的研究。清末民初以后，由于民主革命运动、近现代西方文化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美术研究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许多艺术家和理论家结合美术运动著书立说，美术研究从书斋走向思潮起伏的社会实践，研究者们以新的视角观察古今美术现象。　　中国美术史研究　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美术史研究出现了3种不尽一致的动机:①想通过介绍灿烂的古代美术以发扬国光，抵制或抵消外来的影响；②由于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染而力图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想区分古典美术中的精华和糟粕；③出于融和中西的目的而寻求对古代美术的新认识。这样，就有了肯定性与否定性的思考和观点,有了种种歧异和评价。在方法上,有传统式的、有引入西方的综合分析、专题分析等新式的，亦有兼而有之的。系统的专著不多，零散的论文不少。美术通史著作远不如绘画史著作为著者所关心。考证、作品辨伪、资料丛集沿续清代汉学传统，不乏人做；断代史、风格演变探讨、画家研究、画论新探，更为一般研究者所注目。各个时期的情况亦不一样：民国时期诸家并立，研究多带有自由个性色彩；50～70年代大多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把美术史现象与社会、阶级和物质生活联系起来考察。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丰富，愈到后来就愈深入、具体和完善。早期美术史研究多受日本学者的启发，有些著作甚至就是翻译或编译而成的，40年代后，中国自己的独立研究成果才渐渐丰实。总的看来，无论美术考古、美术发展史、美术作品和画家研究，都还不够成熟，而从文化学、民俗学、美学诸角度对古代美术加以深入把握的研究，还很薄弱，未形成自己的体系。80年代以来，在原有研究家渐趋成熟的同时，新的一代史论家相继崛起，从而迅速改变着旧有的面貌。　　在专门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先后出版有：潘天寿《中国绘画史》(1926年初版，1934年修订)、郑昶《中国画学全史》（1929）、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1931)、滕固《唐宋绘画史》(1933)、陈师曾《中国绘画史》(1934)、秦仲文《中国绘画学史》(1934)、俞剑华《中国绘画史》(1937)、胡蛮《中国美术史》(1952)、李浴《中国美术史纲》（1956）、阎丽川《中国美术史略》(1956)、王逊《中国美术史讲义》(1956)、王伯敏《中国绘画史》（1982）及王伯敏主编的《中国美术通史》(1988)。专史有阿英《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和《中国连环图画史话》（1957）、王伯敏《中国版画史》(1961)、郭味蕖《中国版画史》、毕克官和黄远林《中国漫画史》(1986)、张少侠和李小山《中国现代绘画史》(1986)、薄松年《中国年画史》(1987)等。在这些著作中，郑昶《中国画学全史》是较早的一部结构严密、逻辑清晰、资料比较丰富而又有独立见解的著作。全书将绘画史的发展分为实用时期、礼教化时期、宗教化时期、文学化时期；划代为章,章分4节：概况、画迹、画家、画论，书后附《历代画学著述》、《历代各种绘画盛衰比例表》等。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以画家人名的丰富和师承派别关系的详尽著称，多列表陈述，条理分明，便于查找。滕固《唐宋绘画史》是作者计划中所写中古绘画史的一部分。作者是一位兼通中西的美术史家，他将中国美术史分为生长时期（佛教传入前）、混交时期（佛教传入后）、昌盛时期（唐宋）、沉滞时期（元至现代）。邓以蛰认为《唐宋绘画史》的价值在于：“①打破了南北宗论；②是根据风格演变而不是根据朝代论述美术的发展；③把“艺术作家本位的历史演变为艺术作品本位的历史；其不足在于实例分析不够，有些作品不辨真伪”(《唐宋绘画史》校后记)。50年代的几部美术史著作多为美术院校教材,都比较简明扼要,其中李浴《中国美术史纲》对石窟艺术叙述比前人详细，80年代初又增删再版。王逊所编著《中国美术史讲义》具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由作者自己修改完稿并正式出版。阎丽川《中国美术史略》，文笔流畅且多抒己见，70年代末曾修订再版。这些著作由于受到当时政治文化环境的制约，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历史时，往往简单化，或带有某些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王伯敏《中国版画史》和阿英的两部关于年画和连环画发展史的著作，各从一个方面填补了美术史研究的空白。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也是在教材的基础上写成的，比既往的著作增加了许多翔实的新材料，且文中多有插图，便于读者对照。　　近百年来还有大量关于美术史的论文以及某一具体领域的研究著作。譬如关于南北宗论问题的探讨（童书业、滕固、启功、俞剑华等）,关于黄山画派的研究(黄宾虹等),关于文人画问题的研究（陈师曾、丰子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