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病患者极端案例频发谁来救助.docVIP

一个全方位、立体、多层次的大病保障体系，已经成为当前困难群众抵御大病来袭的最大期盼。破解大病困难群体救助过程中的资金、制度、衔接三重困境，仍然任重道远 安徽定远县严桥乡农民刘敦和，因无法忍受病痛的折磨将双脚用玻璃片割断;江西萍乡市患有乳腺癌的农妇陈真连，在幼子被查出患非霍奇金淋巴瘤后，为了“要把钱留给孩子治病”，在自家责任田附近的水塘内自尽身亡…… “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住上一次院，三年活白干”……这是我国许多中低收入人群面临大病来袭时的真实写照。“看病难、看病贵”是老百姓不愿面对而又不得不面对的沉重话题。 不时发生的大病患者极端案例向我国医疗保障水平发出考问。新医改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保、民政医疗救助、慈善大病救助等制度互补，有效缓解了困难群众就医经济负担。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调研发现，一个全方位、立体、多层次的大病保障体系，已经成为当前困难群众抵御大病来袭的最大期盼。但在深化医改过程中，破解大病困难群体救助过程中面临的资金、制度和衔接三重困境仍然任重道远。 徘徊在希望与绝望边缘 62岁的山西左权县农民曹四蛋，直挺挺地躺在自家的炕上，表情和身体一样僵硬——从被查出脑瘤到瘫痪在床，六七年间，他除了吃点止痛药，没有去医院接受过任何正规治疗。 “没钱治”，他微弱地吐出这三个字，就再也不肯说话，眼里一直含着泪。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山西、安徽、河南、江西、青海、重庆等多省市采访了解到，除了像曹四蛋这样放弃治疗的大病患者，基层百姓出于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健康、亲情、尊严在大病来袭时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城里人哪里不快活就去检查一哈子，我们农村人哪里不快活就拖到。农村人舍不得花钱，非到了做不得的时候，才晓得去看病。”重庆秀山县宫颈癌患者秦家凤说。她从2005年起就感觉不适，但直至2006年6月才到县医院治疗。 “怕看病”是基层群众的普遍心态。在采访中，山西、安徽等多地农民都这样说：“在农村，头疼脑热的谁还去找医生看?不是难受得忍不下去了，不会上医院。”他们告诉本刊记者，一旦家中有人生了大病，除了巨额的医疗费用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之外，还会发生一系列连锁效应：劳动力因病不能正常劳动;家人为了照顾患者也不能外出务工;家庭中其他成员患病却已无钱医治;子女因为家庭经济困难选择辍学、外出打工挣点钱给患病成员看病。最后，整个家庭都陷入了困境。 “一人得病、几代受穷”，“辛辛苦苦奔小康，得场大病全泡汤”等农村俗语都真实地反映了基层群众面对疾病的恐惧和无奈。 “越是贫困的地区、越是贫困户，他们在病发初期、身体稍有不适的时候，一般不会选择去正规渠道就诊，一旦病重，便会花费更高的医药费。”山西省儿童医院心外科主任陈瑞说，“越穷越病，越病越不敢看，基层老百姓这种心态，反映在临床上就是：因延误治疗导致轻病拖成重病、重病拖成不能治的绝症的案例比比皆是。”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由于基本医保特别是新农合保障力度不断增强，许多基层百姓对治疗大病有了盼头，他们积极寻求更好的治疗，但是优质医疗资源紧缺、医疗费用高昂、基本医保和救助力量有限，都让他们在希望与绝望的边缘徘徊。 基层群众反映，生活在贫困地区那些遭受大病冲击的农户，为了支付大病治疗带来的高额开支，不得已从多个方面、通过多种方法来筹集资金：动用现金和储蓄、出售家中生活用品、出售生产资料、向亲戚朋友借款或者得到亲戚朋友的馈赠、减少生活支出、子女辍学、向高利贷借款……投入高额医药费后，一旦治疗无效，患者家庭就面临人财两失的局面，家庭生计会受到严重影响，导致“走极端”的个案发生。 60岁的河南老汉王中兵，在短短的三年内经历了大儿子事故身亡、老伴突发脑血管病离世等等不幸，但他依然勉力支撑着，坚持在北京打工，希望还清老伴的医药费。 但是2013年11月，这个家庭再次遭遇不幸：正在郑州打工的二儿子王建民突发脑出血，进行了开颅手术。医药费如水一样花了出去，儿子却依然躺在重症监护室中。已是花甲之年的王中兵奔走于亲友间四处筹款，但是实在借无可借。11月7日，王中兵往身上绑了石块，跳进村头水塘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被借钱的亲戚当时对我伯父说，大家都是穷人，都有孩子要照顾，总不能你把钱都借光，别人没活路了。”王中兵的侄女说。 “穷人的亲朋好友也都是穷人，他们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极低。”山西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处长李淑芬对此深有体会，“我们的救助政策也就能给个两三万，这对于大病家庭来说杯水车薪。但是，民政和社会救助至少可以给大病患者及其亲属一个信号：那就是政府和社会没有抛弃他们，支撑他们在绝望中找希望。” 困难群体救助面临多重困境 近年来，我国困难群体大病保障工作持续推进，在之前已建立的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工会救助基础上，2002年又启动大病救助制度，2003年启动新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