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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与防治职务犯罪 　　当前，我们党和国家对依法防治腐败高度重视，反贪办案工作迎来又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但由于保障反贪办案的一些基础制度不健全，尤其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使得检察机关难以发现职务犯罪发案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防治腐败关键在于法之必行，而法之必行关键不在于法本身，而在于法律构建之基础制度。因此，从根源着手解决制约反贪办案工作的问题，必须进一步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夯实反贪案件查办的法治基础。 　　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现状 　　1、公开的范围规定过于原则，不够具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九条规定了政府应该公开的四项内容，随后的第十、十一、十二条又进一步细化了政府应该着重公开的内容，但都是概括性的规定，由于《条例》第八条关于公开信息“三安全一稳定”的要求和第十四条关于公开信息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规定，使得公开信息的范围和程度取决政府和领导的主观意愿，公开的范围大小，公开信息详细程度，甚至是否公开都没有一致的、刚性的要求。另外，全国多地涉及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如电力公司、血液中心（血站）等，依然存在信息公开难。[2] 　　2、公开方式不规范，不稳定。《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信息，并建立政府信息查阅场所。但在实践中，许多政府公开的方式不规范、不稳定，使得相对人无法从一个途径连续的获得完整的信息。有的政府及其部门没有在其网站建立信息公开栏、有的政府及其部门将网上公开作为唯一的方式，其他的公开方式流于形式。有的政府及其部门随意变化信息公开的方式，使公众从某一途径获取完整信息的难度增大。 　　3、公开信息的质量有待提高。质量是政府信息的生命线，它涉及政府信息收集、使用和公开的各个阶段。政府信息的质量应包括信息的客观性、实用性、完整性、连续性和格式统一性等。现阶段政府信息公开的连续性和格式统一性存在不足之处。 　　二、政府信息公开对于反贪办案工作的意义 　　从反腐败的实践看，信息公开是检察机关发现和查办职务犯罪的重要条件。[3]完整的政府信息对于发现职务犯罪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政府信息是职务犯罪线索的重要来源。职务犯罪侦查“以人立案”的模式决定了职务犯罪案件不向普通刑事案件一样有明显的犯罪现场，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被动接受群众举报；二是办案或调研中主动发现。拓宽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来源，一方面是要健全举报制度，更重要的是增强主动发现案件线索的意识和能力。而一手的、完整的信息对于主动发现案件线索又极为重要。检察机关虽然为法律监督机关，但并不当然的获得其他行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在《条例》公布实施前，检察机关获得政府信息只能通过调取证据和查询等途径获得，这种途径有其先天的缺陷，即保密性差，一旦向相关单位调取证据，秘密初查将很难进行。而政府信息公开为检察机关提供了获取涉案单位相关信息的途径，为发现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提供了新的途径，为秘密初查提供了保证。 　　其次，政府信息是侦破职务犯罪案件的重要依据。在国家财政支出过程中，尤其是国家各项财政补贴的支出，通常是多部门参与，有着繁琐的申请、公示、审批等程序，查明该过程中的职务犯罪，必须依赖于详尽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定义的“最小数据 　　集”[4]对相关数据予以公布，能够保证数据的连续性与完整性。“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5]，让政务信息“曝晒”在公民、舆论和监督机关的“阳光”之下，有利于揭露犯罪事实，预防和惩治该领域的腐败。同时，各项财政补贴通常涉及人民群众利于，相关信息的公布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应有之意。 　　三、如何加强信息公开保障反贪办案工作 　　（一）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 　　1、制定《信息公开法》。放眼世界，政府信息公开是大势所趋。美国，1966年6月通过《信息自由法》，在法律层面上规定了政府机关的文件可以公开；1976年通过《阳光政府法》，规定政府会议必须公开；1996年通过《电子信息自由法》，规定了计算机内的数据也应公开；2007年通过《开放政府法》。英国，2006年掀起了“自由数据”运动；2010年，首相卡梅伦提出“数据权”的概念，即“数据权”是信息时代每一个公民都拥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国际，2011年9月20日，美国、巴西、英国、挪威、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非八国在纽约成立“开放政府联盟”，发布《开放政府宣言》，承诺“向本国社会开放更多信息。”截至2012年4月，开放政府联盟会员迅速增长，达到5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中国香港。[6]而我国，2008年5月 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立法级别较低、缺乏系统性，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