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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刑事诉讼保障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现状及不足 　　法律援助启动过晚，未成年人必要辩护制度没有确立。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始于案件起诉至法院后，为时太晚。事实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于心智不成熟，法律知识欠缺，对于讯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诱供、变相长时间讯问等情况缺乏处理的能力，所以在审前阶段更需要律师的帮助。援助被动性，目前法律援助机构在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运作模式是一种单向、被动的服务模式，仅限于法院指定案件的受理、指派，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是不指派援助律师的。以致涉案未成年人得不到及时、主动的法律援助。主观受限性，未成年人可以自行行使诉讼权利，其监护人也可以代为行使诉讼权利，帮助未成年人维护其合法权益。效果局限性，通常刑事案件从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再到审判阶段，经过公安和检察环节审查把关，基本事实已经查清，主要证据已经固定，法院在开庭审理前才决定指派法律援助律师参与未成年人案件，由于援助律师介入的时间仓促，无法深入了解案情，对受援的未成年被告人个人情况、成长背景、走上违法犯罪的根源等情况作详尽的调查工作，只是复印一下案卷材料，会见未成年被告人，然后凭起诉书和办案经验出庭辩护，不能够有针对性地为未成年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的作用和效果不大。 　　二、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建议 　　（一）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完善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最核心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完备的不同于成年人案件处理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我国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建设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慎重启动和运行刑事诉讼程序。首先是要把好未成年人案件的立案关。立案是刑事诉讼的第一道关口，制定比成年人案件严格的立案标准，将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严格控制在少年司法管辖的范围内，既可以节省司法资源，又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司法干预对未成年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其次是赋予检察机关更大的对未成年人不起诉的裁量权，实行辩诉交易制度以及刑事和解制度，“尽量使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终止于诉讼的前期阶段”；第三是赋予少年法庭对案件的筛选权和处置权。除了起诉机关应严格掌握对案件的移送起诉外，审判机关也应进行必要的审查，以决定是否只有将少年案件交付审判才是最佳的处理方法。 　　2、尽量避免羁押未成年人。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同时也为了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成长，应尽量避免羁押未成年人。首先，应进一步完善对未成年人的不捕规定，扩大不捕的适用范围，从根本上减少对未成年人的逮捕适用；制定区别于成年人的取保候审制度，明确对未成年人扩大取保候审适用的特殊条件，对于未成年犯的取保候审操作方式，可以考虑尽量使用保证人制度，有利于防止其父母帮助逃匿，效果会好于收取保证金。其次，应制定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犯的更宽的缓刑标准，尽量少用监禁刑。在制定适用标准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⑴犯罪情节，包括犯罪的性质以及是否有严重后果；⑵悔罪表现；⑶其他可以适用的条件，比如被害人方面是否要求和解、家庭环境是否能承担好再教育责任、偶然犯罪等。 　　3、实行缓和式庭审模式。为了减少庭审中的对抗气氛，缓解少年的紧张情绪和抵触心理，很多国家都强调在少年审判中的缓和气氛，甚至在美国还出现了“少年法庭仅仅由一个具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的房子构成，少年和法官分别坐在椅子上，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交谈”。笔者认为，缓和式庭审模式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接受教育，也有利于诉讼各方在庭审教育的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值得我国借鉴。 　　（二）加强未成年人司法机构建设，建立专业化的未成年人司法队伍 　　1、建立少年司法机构，专辖未成年人案件。国际上通行的少年司法制度，均为建立综合性的少年司法机构，使用独立的少年实体法和程序法。当前在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少年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现实下，设置少年法院专辖未成年人案件是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必然选择。它可以促进少年实体法、少年程序法等法律出台，带动与少年法院相配套的少年侦查、少年检察、少年矫治、少年法律援助等机构尽快设立，形成公检法司配套的工作机制，理顺法院与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组织之间的关系，完善矫治、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社会帮教综合治理网络。 　　2、实行办案人员专业化制度。我国少年司法机构内部，有必要实行办案人员专业资格制度，以建立起一支稳定的专业化的少年司法队伍。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司法官员应当具有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背景并经受过专业的法律训练，熟悉未成年人的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办案经验。现在在检察、审判环节都具备了专人办理未成年案件，那么在侦查环节，也应当设立专业的少年警察，其中女性占一定的比例。少年警察专辖辖区内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