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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同情和探寻的写作 　　在那件事发生之后，我成了一个颇富同情之心的人。 　　那事发生之前，我顺风顺水，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一直做班长，一直成绩第一。中考后我上了人羡人慕的中师。中师三年，我又做班长，毕业前三天，被通知留校工作。 　　这样的上学、工作之路真令人羡慕。老天爷似乎也看不惯我这样一帆风顺，要让我经点事儿，尝尝生活的滋味，于是在我回家等待上班的暑假里，那件事适时地发生了：我的母亲病逝。母亲是在我的眼前闭上她关爱我的眼睛的，那会儿，她40岁，我18岁。 　　霎时间，世界对我来说不一样了。 我立马成了一个善于回忆往事的人。 　　我当时就想，如果“文革”10年我家不连续遭受歧视和冲击，我母亲会得病而亡吗？即便母亲有一天会得病，也不会得病这么早。她，作为一个贫农家庭出身的人，嫁到一个富农家庭来，她哪里会想到其后十年里遭受的罪。首先是安身的房子被没收拆掉，一大家人分成几小家住到人家的厢房去。房子的砖头被刨下来运走铺路，在房子的地基上，挖了一个老大老大的化粪池。出这样主意的人是为了让村里的人龌龊这里，永远瞧不起这里，让这里原来的富农家庭永世不得翻身 　　我当时还想，如果我不曾是富农的孙子，小学三年级学校成立“小红花宣传队”那会儿，我会在一开始被拒之门外吗？后来我父亲找音乐老师他的小学同学讲情，音乐老师请示过校长开恩让我进去了。我进去了，但只能学唱歌和跳舞，不得学乐器。我纳闷问老师，音乐老师告诉我，校长说了，你不得学乐器的，因为你爷爷是富农，富农的孙子我们要担心他们破坏乐器，所以不能让你学乐器。我想我一个班上做班长的人，一个考试每次都考第一的人，我学乐器会故意或偷着破坏乐器吗？这是什么逻辑？我才10岁啊，我懂什么贫农富农的，我是富农的子孙我更不敢乱动啊。 　　其时，这样的事情一件件立马闪进我的脑海。尽管荒唐的岁月那时已过去，尽管党中央也已经发文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从这时起我对“文革”的怨恨起了，对往事的回忆再也压不住了，那一件件事情又多与我识字不多、无辜遭罪的母亲有关。我想，没有“文革”，母亲铁定是可以等我参加工作有一份工资享享福气的，可是现在她却不甘地闭上眼睛走了。这就是人说的“子欲养而亲不待”吗？我没有想到这样的古话会落到我的身上，可是现在它成了事实。 　　我怨谁呢？那个建议将村里的化粪池建在我家地基上的人还活着。他已不做生产队长，没了原来的威仪。他每次见我都客气得不得了，一点没有早前对我祖父凶神恶煞的样子。我能怨他吗？我只能怨那个不正常的时代吧。 　　那个不正常时代带给我的直接结果就是过早地吞噬了我的母亲。 　　对18岁的年轻的我来说，失去母亲的悲伤，是彻心彻骨的悲哀和悲凉！我是男孩，男孩无泪，男孩的伤很深。 　　这男孩又读过几年正规的书，不日要做团的工作。男孩就不免胡思乱想：学校团的工作就是政治工作的一种，既然是政治工作，就来不得半点的马虎。正确的政治工作会关爱人，错误的政治工作会伤害人，我会永远做正确的政治工作，而不做一点错误的政治工作吗？ 　　男孩当时被自己的反问问住了。男孩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不可能永远不犯一星半点的错误，所以他只能将这无可避免的小错犯在其他事上，而千万不能落在政治工作中，所以他最好别干团的工作了。 　　再者，他一个小小年纪失去母爱的人，心肠已变得特别柔软，特别容易伤感，特别容易动情。相反，就特别不容易坚持原则了，所以他已不适合做团的工作了。 　　如此这样想了两年后，男孩终于将他的团的工作交给一个合适的人去做了，他到学校的语文组去教书了，其时他考上了师范学院中文专业的本科函授。 　　男孩在教书和函授学习之余，痴迷地阅读伤痕文学作品，他喜欢《灵与肉》《大墙下的红玉兰》《天云山传奇》《蹉跎岁月》那样的小说；他没有像其他留校的同事一样大多去进修教育或政治的课程，他进修了文学课程，他觉得文学作品、文学的气场会慰藉他破碎的心灵。 　　这样的男孩当然还是我！我已变成与学生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我。这样的我喜欢舔舐自己的伤口，同情别人的不幸。 　　这样的我到语文组教书一年之后，听到了让我深深同情的事儿――我们中师一届200人中，有两人自杀。 　　这两人都自杀成功，一个用了农用镰刀割腕，一个用了柴油浇身自燃；一个亡于载去县医院抢救的机帆船上，一个灭于减轻痛苦的水之边。这两人虽不与我同班，但我认识他们，我与他们打过篮球。 　　我想，他们为什么要走上绝路呢？ 　　我想，当我们六年前拿到中师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在农村，我们是人羡人慕的对象，可是三年后，当200人中有3人留校，197人全部回到乡镇和农村教书时，他们遇到的生活情形又怎样呢？ 　　一方面，三年前不如他们的初中同学读了三年高中有人考上了重点大学，这些人在一个个往外面飞，往大城市飞，而他们呢，在接受了三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