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一大成果.docVIP

改革开放的一大成果，是有着深厚人治传统的中国社会在法治目标上达成了基本共识。不过，这个共识大体上属于在政治口号层面上的表象，在法治目标的具体内涵上，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这个分歧相当于向两个方向延伸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光谱，而两个方向的极点则是截然的对立：一些人讲的法治，被另一些人视为法治的反面，即人治。在中共十八大之前的若干年，法律界与政治学界弥漫着比较普遍的挫折与悲观情绪，许多人都在哀叹法治的倒退，但也有一些学者为当时的一些做法背书，并将其贴上法治的标签，至少他们认为，这些做法与法治目标并不冲突。十八大承诺的法治改革，使一些原来持悲观态度的学者又燃起了希望。但是，当具体落实法治改革精神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公布后，法学界和政治学界再一次出现了深刻的分裂：一些人的反应是正面的、积极的、乐观的，这个决议基本符合他们关于法治的理想，至少在他们心中点亮了希望之光;另一些人则感到失望和沮丧，因为这不是他们所期待的法治改革，或与他们期待的改革距离甚远。在这种不同的反应背后，就是人们的法治理想的差异和对立。 　　面对这种分歧和对立，我们不得不回到基本的问题上来，讨论什么是法治的内涵，法治社会的蓝图应该是什么样的?它需要我们确定法治社会的基本要素或特征，理清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法治与民主的关系。同时，为澄清各种理论上的混乱，我们需要归纳出标准的法治模式，以及人治社会和各种准法治社会的模式，并厘清它们与法治社会的差别所在。为了不将各种准法治模式与标准的法治模式相混淆，我们需要了解，在这些准法治模式中，哪些要素是法治的，哪些不是。在对法治社会与人治社会的对立及其与各种准法治社会的差别的分析中，我们也许能够更清晰地揭示现代法治的内涵。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参照在国际上认同度较高的法治标准和现代公认的法治国家的实际情形，在与人治社会的对照中，构建一个法治社会的理想模式，然后从中提炼出衡量一个社会法治水平的若干标准;接着，再依据这些标准，区分法治社会的不同层级和类型，也就是历史上和现实中各种准法治模式;最后，从历史发展和现实的走向中，梳理建设法治社会的逻辑次序，亦即由人治社会到准法治社会再到完善的法治社会的历史与逻辑步骤。法治社会的理想蓝图和人治社会经由各种准法治社会的环节走向完善的法治社会的逻辑链条，能够给我们提供清晰的参照系，借助于它们，我们就能够衡量，当代中国社会在法治方面处于什么状态，长远的和近期的目标何在，法治社会离我们还有多远，以及需要经历哪些阶梯。 　　法治社会的“国际标准”和法治的“四项基本原则” 　　确定法治的内涵和衡量法治的水平，是否有国际标准?如果有，在什么意义上它是国际标准? 　　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在总体上持或全面、或部分的否定态度，认为法治的内涵和衡量法治水平的标准是因时而易、因地而易的，与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环境联系在一起，不存在准确客观的统一标准，更不存在国际公认的标准。不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也会承认，西方发达国家是法治社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的法治水平也高于中国大陆。从他们所认同的中国大陆法治改革的政策措施中，人们也能辨识出其发展的趋向与国际标准有一定相通之处。这就告诉我们，在法治内涵与法治发展水平的标准上虽然有着严重的分歧，但不同观点之间仍然有某些重叠共识存在。实际上，否定法治有国际标准的学者，接受的往往是低版本的法治，虽然他们力图与西方划清界限甚至刻意追求与西方的不同和对立，但这个低版本的法治观念也来自西方。 　　本文所说的法治的国际标准，指的是国际上比较流行的、认同度较高的标准。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the Rule of Law Index)评估体系。 　　由美国律师协会联合其他一些国际律师组织发起的“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简称WJP)，对法治的量化研究与评估做出了重要贡献。它在100多个国家17个学科专业的学者、专业人士和领导者的参与下，提出并不断完善了“法治指数”评估体系，并依此对各国法治状况进行量化评估与排名。该评估体系包括八项指标：政府权力限制、腐败状况、安全与秩序、基本权利保障、透明政府、法规执行情况、民事审判、刑事审判。每项指标又进一步分成若干细目。通过对这些指标进行调查和评分，得出各个国家法治指数的得分和排名。在最新发布的2014年法治排行榜上，中国在99个国家中排第76位。其中“秩序与安全”一项得分较高，排第29名;而基本人权和政府权力限制方面排名较低，分别是第96和92名。 　　当然，这个评估和排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尽管世界正义工程尽可能考虑到了文化差别，但将一个普遍性标准适用于各个国家，绘制出法治地图和做出法治排名表，肯定会有一定的误差。不过，对于宏观的历史研究来说，这些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