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近代企业的管理.docVIP

一. 早期中国近代企业的管理（1895年以前）　　1. 近代新经济实体的出现　　中国的近代工业始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自19世纪60年代起首先建立一批军工企业，如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70年代筹 办海防后，洋务派决策人物认识到必需建立燃料、采掘工业和交通、通讯业以满足动力、原材料和运输的需要，并开辟财源以支持“洋务新政”。因此，由官方出面 筹集商款，以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形式经营采矿、冶炼、运输等工业交通事业成为一时的风尚。1872年朱其昂创办轮船招商局，1878年唐廷枢创办开平煤 矿，1879年盛宣怀创办湖北荆门煤矿，1882年盛宣怀、郑观应创办电报总局，这些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共兴办军用和民用企业 48家，投入资金约6，200万两白银，工人总数近40，000人。　　洋务运动虽然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与军事装备，但是，其决策人物的思想始终限在“变器不变道”的范围。洋务派“新政”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专制统治，而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使他们在容纳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对西方精神文明却畏首畏尾。这使得洋务企业出现近代工业技术在陈旧管理方式之下的不谐和局面， 最终严重制约了企业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2. 近代洋务企业的管理特点　　洋务企业的经营方式大体有三种：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洋务运动早期19世纪60年代由官方投资兴办的军工企业采取第一种方式。中期的70年代， 主要投资方向转移到采矿、交通、运输和机器纺织等部门。产业结构变动以及一批官僚地主、富商买办成为投资者，后两种经营方式为大批新办民用企业所采用。　　洋务派创办的官办军工企业因资金直接来自清政府财政收入。产品大部分无偿拨归军用，企业不计成本和利润，管理是官僚衙门式的。官督商办工矿企业有商绅 出资，政府官僚负责管理，名义上企业的盈亏全部归投资者承担，实际上官方只坐享其成而不负亏损之责。官商合办的工矿企业，章程一般规定有官商各认股份，由 股东选出董事会成员共同管理企业。事实上清政府对合办企业仍派官僚督办掌权，或者以与官方有关的企业商董为督办、总办，所以实权仍然掌握在官方手中，管理 人员的官僚化以及制度、方法的极不完备，导致洋务企业在管理上的混乱与落后，其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1）管理部门的衙门化与非专业化　　官僚管理企业，多数难以摆脱既有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即倾向于把“做官”的方法运用于企业的管理。实质上把专业化的管理部门变为官场衙门。由此，晚清官 场的种种弊习延伸到洋务企业，表面化现象有：任人唯亲、互相攀引、因人设事、机构臃肿、失职严重、贪污盛行。如杨宗瀚主持上海机器织布局时，他在无锡的亲 友中“贫无聊赖者，皆一航至沪”。有人尖锐指出，洋务企业中的许多人“皆不在其事，但挂名分肥而已”。这种完全背离社会化大生产组织与管理原则的衙门作 风，势必造成职责不明，互相牵制，生产秩序混乱，资金设备浪费，经济效益低落。　　（2）经营者与所有者利益脱节　　洋务官僚执掌经营管理权，在官办企业内，他们以官吏身份治厂；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内，他们皆有商董身份，但凌驾于其他股东之上，却不对股东利益 负责。其后果是：管理者不关心企业经济效益而津津于营私舞弊。企业亏损，官办企业亏在政府，其它两类企业则亏在中小股东。　　（3）资金运用无计划，财务管理混乱　　近代化的企业要求具备完整的簿记、会计制度，由专业人员进行资金管理。而洋务企业的管理者大多由非专业人员充任，不掌握近代财务与会计的方法和技术， 又不接受适当训练，从而使企业在资金运用方面漏洞百现。例如：上海机器织布局最初主要由郑观应经办招股事宜，企业尚未建成投产，而郑观应却将股金挪用于股 票投机。1883年，上海发生金融风潮。创建中的企业即处于瘫痪状况。由于上海机器织布局资金一再亏空，1889年，李鸿章改派马建忠接管。马本人也不具 备专业化理财能力，不制订资金运用具体计划、制度，接任不久就将李鸿章为填补漏洞从别处挪来的资金花费一空。　　（4）工厂劳动管理专制性与军事化　　洋务官僚一般不了解西方近代企业的劳动管理制度，而企业管理部门的衙门化又使他们自然而然地以官僚衙门式方法管理工人。洋务军工企业里，普遍推行军事 统治制度。如福州船政局对工人“部法部勒”，规定“每十人以什长一人束之，每五什长以队长一人束之”，“队长”、“什长”人选都来自“勤能武弁”。工人有 违反规定者，“均按军法从事”。洋务官僚不仅在军工企业推行军事统治，甚至在某些矿山企业也实行这种办法。19世纪80年代云南各铜矿规定，必须使工人每 25人设“丁目”1名，“丁目”10人设“丁长”1名，“丁长”4人设“总头”1名，“逐层管束”。这类办法后来又被张之洞仿行于广东矿务局。而开平矿务 局居然在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