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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博物馆与文化传承 　　【摘 要】学校力求形成的是和“围墙”之外生活截然不同的场景。学校与博物馆共同“在场”，但空间上的接近却不能掩盖现实中的疏远；都是制度化的机构，却发挥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学生肩负着承续文化的使命，而民族文化却因失去传承的载体而垂死挣扎。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传统与现代的共生有赖于国家与地方的良性互动，但首先是唤起地方民众的文化自觉。 　　【关键词】学校 博物馆 民族文化 传承 　　笔者以《地方、国家与教育变迁――裕固族小学教育变迁的个案研究》为题，展开了裕固族小学教育变迁的实地研究。在研究行将结束之际，调查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相互交织――在现代社会，人口只有一万余人的裕固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如何可能？现代学校教育对裕固族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红弯小学是裕固族最早的小学，由顾堪嘉布活佛创立。走进校园是一条宽阔的马路，左右两边是用水泥砌成的半米多高的长方形花坛。花坛的中央树立着一块白颜的小牌子，上面用红漆写着“小草给我一份绿，我给小草一份爱”“不要踏我，我怕疼”等诸如此类的标语，但仔细一看，草坪的斜对角已经泛出黄土的颜色，分明是有人走过后留下的痕迹。紧挨草坪处树立着三块黑板，其中一块上面写着“为什么要学习普通话――因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方言的国家，各个不同地区的语言或多或少有些差别，我们不可能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地方，不去见识外面的世界，而我们一旦出门便会遇到语言方面的障碍，不能与人沟通交流” “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普通话是我们的校园语言”等标语则出现在东西两侧的围墙上。马路的尽头是一幢六层的大楼。进入一楼大厅，中外名人画像挂在左右两侧的墙壁上，离地大概两米左右。左边主要有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门捷列夫、牛顿、华罗庚、茅以升、詹天佑和李四光，右边则是鲁迅、林则徐、祖冲之、蔡伦、李时珍，司马迁、张衡和孔子，正面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一些革命人物的画像。画像的下方是学生们张扬个性的地方，每个年级都有一个玻璃壁橱，主要内容是学生自己办的报纸。一年级的主要有“词语报”“手抄报”“智慧乐园”等，内容以生字、词语、小故事和古诗为主；年级稍高的则有“太阳小报”“快乐岛报”“六一小报”“月亮小报”等，词语和古诗仍然占据了大部分的内容，但一些现代节日和小常识已经成为报纸重要的组成部分；高年级以国庆节、教师节日、植树节为主要的内容，其中有关于节日的常识性知识，也有学生赞美祖国、教师的文章。楼道里的“主角”是经过精心装裱的校风、校训和校纪，每一楼层间隔不到十米就有“讲话轻”“走路轻”“尊敬师长”“团结同学”“讲卫生、讲文明、讲礼貌、讲科学、讲道德”等。通过这些规范、纪律以及榜样人物，学校力求形成的是和围墙之外截然不同的场景。 　　博物馆和学校仅隔着一条七、八米宽的马路。博物馆大门左边放着一个石磨，右边放着一口直径约一米的四足铁锅。博物馆的展览厅在二楼，笔者到三楼办手续。到三楼才发现文化馆也在这里，一扇铁门半开着，里面十分安静，博物馆的办公室在与之正对的楼道里。展厅里面的文物囊括了裕固族的生产生活以及民族历史方面的资料。生活用品主要有石器、铁器、铜器以及少量的金制器物。除此之外，一些生活用品――裕固族服饰、帐篷模型、马鞍以及背包等也在其中。一些寺院以及部落“头人”的图片和相关的说明也占据了大厅的一角。所有这些都被置于玻璃制成的框子中，上面写着“不准触摸”“不准拍照”“不准高声喧哗”。馆员则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逐一讲解。有两件文物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兴趣，一件是用羊毛搓成线，染上各种颜色，纺织而成的一件纺织品。据说这种纺织技术现在基本上已经失传，只有几个年纪大的裕固族妇女才会编制，博物馆是专门找她们做的，以供后人参观；另一件则是竖立在馆中央的一块石碑，据说上面有裕固族早期使用的文字，这也是馆中没有被禁止触摸的文物。 　　学校教育的普及推动了裕固族现代化的进程，但如果以民族“文化记忆”的磨灭为代价，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石磨、大铁锅、服饰、帐篷模型、马鞍、背包、纺织品对裕固族人来说曾经何其熟悉，现在却以“保护”的名义被“封存”于博物馆的橱窗中。当下人只能隔着玻璃窗去瞻仰本民族的文明，靠别人的讲解唤醒对民族文化的记忆。学生肩负着承续文化的使命，而民族文化却因失去传承的载体，正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当今天我们为一个考古挖掘而欣喜不已，并把它放到博物馆里作为瑰宝来供奉的时候，却在亲手“摧毁”另一些活生生的文明，目睹着它们挣扎而束手无策或无动于衷。若干年后，子孙们在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通过挖掘文明的碎片来复制出残缺的“文明”，并把它放到博物馆里，让子孙的子孙瞻仰。这就是我们的聪明才智――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复制出一个失去活力的文明，以此显示自己的文明和进步。而且因为是被保护者，传统文化更依赖现代，更崇拜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