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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 绪 论 一、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有着“特殊”的关系。在古代，中国 （以老师的身份）改变了日本；在近代，日本（以敌 人和老师的角色）改变了中国。时至今日，“日本” 一词经常在中国人心里激起最强烈的民族情绪，憎日 似乎是一个爱国者必备的标签。 中国人眼里的日本，更多是一个可恶又可羡的模 糊形象。国人对日本、对中日关系史的认知存在几个 误区： 1、由于历史惯性造成的文化优越感，潜意识里 总是蔑称“小日本”，不愿认真理解中日文化的巨大 差异。 2、人们熟知的中日关系史经过阶级斗争史观和 外交政策变化的折射，发生了一定的扭曲。 3、缺少一以贯之的理性态度。友好时则淡化历史、 放松原则，宣传日本人民的可爱，对未来无限憧憬； 冷淡时则满腔仇恨，态度僵硬，笼统指责日本的右倾 化，强调军国主义复活之类的杞人之忧。 　　凡此种种，说明我们缺少平常心和耐心，需要站 在历史的高度，超出一时、一事的限制，冷静客观地 对待中日关系。 　 　　二、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中日关系 　　没有纯粹的外交，外交或多或少是内部状况的副 产品。探讨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离不开双方国内情 势的演变。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日关系不断恶化。这固 然是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的产物，但表现方式、激烈 程度与中日两国的社会氛围息息相关。 　　1992年，中国发生一件天翻地覆的大事（南巡讲 话）和一次静悄悄的变化（修缮黄帝陵）。此后，民 族主义逐渐成为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1996年出版的 《中国可以说不》堪称宣言书。2000年以来，“网络民 族主义”大行其道，将这一潮流推到新的阶段。 近十几年来民族主义的流行与中国社会重新分层 的过程相互重叠。在迅速分化、和谐匮乏的社会环境 中，任何公共性的话题都会引起对抗性的论争，具有 分裂性的效果。唯有民族主义话语是凝聚性的，变成 珍贵的政治资源，可以用它的糖衣来包裹各种立场。 　　这一波民族主义浪潮以大众传媒和商业出版物为 依托，以美、日、台为主要对象，目标是形形色色、 或有或无的“中国威胁论”，维护中国的崛起。前期的 内容多是反美和反台独，近几年来转向反日和反台独。 进入网络民族主义阶段，其组织性、敏感性和攻击性 都大大增强。因此，最近一年多以来，其声势有所收 敛。 　　上述特点决定了这一波民族主义浪潮的特点：感 情色彩浓厚，理性有所不足；口号的成份多，务实的 作为少。尚未摆脱长期处在国际边缘地位带来的影 响，欠缺大国心态。简言之，在大众文化时代，新时 期的民族主义潮流虽然具有脱离“控制”的倾向，但尚 未真正摆脱功利主义和情绪化的弱点。 　　就中日关系而论，一方面，人们热衷于谈论日 本，而不愿认真了解日本，对日本的看法和策略难免 隔靴搔痒。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从历史和文化入 手，真正看清楚这个“讨厌”的邻居；另一方面，“厌日” 的情绪更多像是爱国的pose，曾经的英雄和死难同胞 并未得到应有的照顾和纪念。这样的“民族主义”对于 培养理性的、负责任的爱国心裨益甚微。 中 日 文 化 比 较 一、文化概说 文化是最容易谈的事情，也是最难说清楚的事情。 说容易，因为人人皆有许多的印象和意见。说难，因 为它是不言自明、若隐若现的集体无意识，外面的人 往往隔靴搔痒，里面的人又会当局者迷。 这里所说的文化，专指某一民族特殊的行为模式 和价值取向。就人性而言，过去和现在生活在地球上 的人都差不多。但是，每一种文化都将人性的某个或 者几个相互关联的侧面凸显出来，形成所谓“文化模 式”。它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树立在人类经过选择 的某些特质上，而使人类其它特质失去作用”。 谈论文化，需要避开两个误区： A、对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不加区分， 随意地界定民族特性，比如将某一民族在某一 特殊的时代表现出的某种特点当成永恒的民族 性格。民族性（地域性）象是溶剂，时代性必 需借助它，才能够在某个社会里扎根。 B、以绝对的（二元的）或者相对的（虚无 的）眼光评判文化的优劣。事实上，一种文化 基因好象种子，在不同的土壤、气候……中， 会结出味道不同的果实。 二、日本人的“集团性” 比较中国人和日本人，最容易想到的是团结、凝 聚力之类的标准，比如日本人团结，中国人内斗；日 本人集体感超强，中国人一盘散沙。总而言之，一个 中国人是一条龙，十个中国人就变成虫；一个日本人 是虫，十人日本人就变成龙。 　　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日本人理论”有三种， 即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土居健郎的“娇宠理论” 以及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三种理论都是从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