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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三农问题” 及其应对――中央1号文件解读 ——徐 勇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的“三农问题”增加了新的变数。准确认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三农问题”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对于当前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实现国家“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主讲内容 一、“三农问题”：老问题、新特点 一、“三农问题”：老问题、新特点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一个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是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变中产生的问题，是伴随整个现代化进程的老问题。 一、“三农问题”：老问题与新特点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在离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宏伟目标仅有12年之际，中央召开全会专门研究农业和农村问题，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离三中全会的三个月时间，2009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是新世纪以来连续发布的解决“三农问题”的第6个“1号文件”。 一、“三农问题”：老问题与新特点 今年的1号文件与以往不同的是将“三农问题”与整个国际金融危机背景联系起来，对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三农问题”的特点给予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 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冲击不断显现。2009年可能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极为艰巨的一年。 其艰巨性突出表现为“四个更加”： 一、“三农问题”：老问题与新特点 其艰巨性突出表现为“四个更加”：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发展从强调经济增长转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位于科学发展观之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解决“三农问题”的转折点。6年以来中央连续发布6个涉农的“1号文件”， 核心是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六字方针。 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增大，有利因素也在增多。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核心是“取”与“予”的问题。什么时候能多予少取，什么时候农村的积极性；什么时候“多取少予”，农村就缺乏积极性，甚至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 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增大，有利因素也在增多。 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增大，有利因素也在增多。 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增大，有利因素也在增多。 二、“三农问题”：老问题、新举措 农业基础不稳。基本上还是“三靠农业”：“种田靠经验，耕作靠牲畜，收成依老天”。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统一的大市场的要求，必须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按照城乡一体化的方向重新建构农村社会，如提供城乡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城乡均等的基本社会保障，实行城乡统一的政治制度安排，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体系等。　 传统中国是“乡土中国”，当今中国则是“流动中国”。 从GDP，特别是财政贡献来讲，我国已成为工业国家，但从农村人口来看，我国又还是乡村国家，主要是农村人口太多，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依靠土地实现充分就业，出现流动性过剩。他们长期游走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成为一个庞大的流动群体。这为乡村治理带来最大挑战。传统中国农村稳定都是建立在“土”和“乡”基础上的，今天的农村人口离土也离乡。 金融危机更加重了这一问题。为此必须建立动态的治理机制，在乡村有人管，离开乡村也能处于有效治理之中。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的衣食住行有了很大改变，而学医养文等村社会建设相对滞后。许多年轻人不愿生活在农村，即使是外出不好就业，也要外出。其重要原因是社会建设落后。农村生活单调：“早上听鸡叫，中午听鸟叫，晚上听狗叫”。为此要在经济发展中加快社会建设，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落实到农村，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三中全会决定一个重要“亮点”是在免费义务教育基础上首次提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实行免费，使农村子女能够获得一技之长，培养新农民和新农民工。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是一个不稳定的群体，他们的最终出路是城市化。但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农民人口在短时间还不可能迅速城市化，他们的特点是兼业性，亦工亦农。外部环境好时务工，外部环境差时务农，有了稳定的土地，有一个最后安身立命的地方和稳定的家园。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同时社会稳定的秘密，即中国经济是一个能放能收、能伸能缩，应对自如，有弹性、有张力的经济。 例如2000万失业农民工全部由国家安置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土地稳，农民稳；农民稳，国家稳。 国际金融危机反映最直接的是农民工问题。 数千万人没事干，就可能干点事，就会出点事。 今年以来，纠纷迅速增加，群体性事件增多。 金融危机之下，各方关注“农民工”问题，实属必然。 “农民工”一词应该“寿终正寝”，以“农村务工人员”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