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是现代文明之母.docxVIP

一《圣经》是现代文明之母　　　　【尖顶建筑】　　作为大众必读之经典，《圣经》打造了一个特别的公共文化平台，或像一条道路干线，复合了各国各地的文明基因于一脉，又像教堂的尖顶，指引不同知识、知识形态集成在同一形而上理念之下，使它们彼此辩证，汲取优长，共同生长。与之对照，在中国文化中没有与《圣经》级量相当的大众经典，佛家、儒家也有一些经典段落流落民间，但这些段落比较分散、随机，多在知识分子群体内传播，不足以高效率地整合、推进文化生产。也许这一差异足以成为必要条件决定一个文明能否在不太漫长的历史中，亦无需在巨大的外来迫力之下让自身的多种创新元素能够互相补助，使不同知识、文化元素集成在一个秩序节律上，去穿透文化困境，产生“文艺复兴”与科学革命，从政治经济体制中释放出知识和文化潜能，从而新生一个时代。　　　　在传媒不发达的古代，一定体量的共同文本利于人们在更广阔的平台、更深入的语境中交流，而典范作用还在其次。很难想象，如果无法使用大众普遍熟悉的成语、典故，我们使用日常语文能够表达的思想还可以走多远。如果提高公共经典的品质，全社会就能有更完善的、更具效率的文化交往平台和深度语境，使文化整体的演进获得更丰沛的潜力和基础。儒家与佛家经典亦博大，亦浩繁，然而儒家强烈的伦理性格，佛家的玄学和出世性格都未能使其文本成为泛文化性的全民经典。当代宗教式微，以哲学学术语言阐述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或既得利益群体的自由主义）不可能成为全民经典，而以庸俗语文阐说的哲学学说必然离失本义，变成俗套——体制语言对知识的通俗表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民性的文化大GM曾经推广这种类型的公共经典）。那么全民性的经典阅读只能常态地回到文学范畴，而此前被加封的文学经典之品质，之型类都存在很大问题，在多种尺度上都是被体制后的语文，与一个文明所需求的“泛文化的全民经典”不在同一理念之下，甚至本性地相悖。　　　　知识和文化总是被体制绑架，也无意识地迷信于体制，逐渐变成体制内的知识和文化——体制的影子，本身已经变成体制的模仿和比拟的知识也决难再去突破体制的拘束而固步自封。但宗教产生于社会主领体制（政治经济体制）之外，之前，能够相对逃避体制的束缚，即使在“被体制”之后，它的知识线索也有机会突破体制之顽固，神秘性的对话方式也经常能够抑制政治经济语言和制度语言把它们的威权进行到极端。《圣经》作为西方世界无上的经典和权威，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政治和统治，即超越了体制。或者说基督教的诞生就是一次民主革命，也所以她曾遭遇强力迫害，但她作为源于商业民族的宗教并没有越过欧洲的主要经济体制及其伦理，也就可以被体制接纳和改造。当然，单一的经典取得至高无上地位，一般会直接加重文化极权－专制，所以进步也意味着思想从经典中解放，从被统治目的篡解的意义中解放，这便是文艺复兴实际主张的一部分意义，但更不能忽视的是，政治－经济体制的专制才是第一位的、根源性的极权，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宗教归根结底构成对这一极权的挑战。　　　　【创造力的底线】　　经典的平台效应还决不止于提供成语和典故等等，也不止于哲学范畴。作为大众必读经典，《圣经》为欧洲社会打造了一个厚博、深远的公共精神环境，和一个可以进行深度对话的共同语境。文化、知识的积累可借助《圣经》为依托，即能使普罗大众普遍接受终身制的“义务教育”，也可为知识和思想的高屋建瓴提供多样化的意义支点和观念导向。《圣经》在其内部各文体之间，甚至在各种相互矛盾的思想义旨之间能够互为开放的文本，从而储备了无底线的创造力。为社会保留体制化之前的“原始思维”，而不是为体制和统治提供知识形态，这是《圣经》的神圣性之真正所在。儒家各经典文本之间也有这种创造力储备，但文本间的互生、互为性更明显，意义被锁闭在相互结构而成的合理性框架之内，这种构成性不需要思想做明确的论述，不需要宗法律条就已经在为体制服务了。儒学的学术资源体量浩大而愈分散，对话与论辩时时需要回到玄奥的，形而上的基础起点，除非文本足够宏大，这种回溯就几无可能，于是，或以“子曰”为论据，或干脆选择以简便的伦理“公理”做理论支点，并再度简化、变形以照应公共认知。除了极少数学贯多家的学者，学术和民间知识都不得不在一个较低的平台上共语，而那些极少数大学问家，皓首穷经，成了专业知识分子，但他们在主流的体制语言之下才有充足的语文资源去叙述，去立论，去整合知识，而不是可以回到民族精神和经验的宏大起源，就往往被知识影像和知识面貌束缚，变成体制的近身护法和用来恫吓自由思想的专业学究。　　　　与世界各主要文明同期，春秋是中华经典诞生的盛大时代，儒家在一定程度上也集成了各家学说，对百家做了知识性的综合，体制性的整合，更像体制学。但与《旧约》不同的是，百家经典都产生在公元前1000-500年之间这个中华的“体制后”时代，即经济-政治统治已经成型的时代（无论定义为“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