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公民乞讨自由-兼论和社会秩序平衡刘冰冰.doc

浅析公民乞讨自由 ——兼论与社会秩序的平衡 引 言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新阶段。然而，乞讨—这一与社会发展进步极不协调却又“历史悠久”的社会现象，在当今中国大地，依然是随处可见，尤其是在大小城市中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随着2003年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救助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施行长达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救助管理办法》对于城市乞讨者不再采用收容遣送，强制遣返的方式，代之以自愿救助。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然而，《救助管理办法》的施行中新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如救助难问题，乞讨方式不文明问题等等，面对这些新情况，许多城市如上海、苏州、大连等纷纷出台了地方性法规或规章来限制乞讨。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对乞讨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于城市乞讨现象的关注是从文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开始的，许多文章对当代中国城市乞讨群体的生存状况、心理状态、日常生活作了详细的描述；还有一些则对城市乞讨群体的来源、人员构成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让我们开始认识并关注城市乞讨者—这一城市边缘群体，但这些描述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并没有触及乞讨问题的核心—乞讨者享有什么权利?《救助管理办法》的实施，拉开了法学界研究城市乞讨问题的大幕。围绕着是否存在“乞讨权”、是否应当设立“禁讨区”等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各自的观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 徐友渔的《乞讨权利无须法律来证明》；林品的《行乞权”之争的法理误区—兼评“法无明文禁止之处即可作权利的推定”命题》；张千帆的《实现自由与秩序的良性平衡—对流浪乞讨问题的宪法学分析》等等。对于乞讨问题的争论，显示着人权意识、法治观念在我国已经深入人心，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人权、权利、自由等法学基本概念的认识上上存在着偏差。“法理上种种误区的存在，表明了辨明相关理念的必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行乞权之争的学术价值之一。” 而且，如何面对城市乞讨问题，这事关城市乞讨者这一群体的生存，事关社会稳定大局，他考验着我国政府的执政能力。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人权、权利、自由这三个法学基本概念入手，通过对乞讨与这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证，得出乞讨是一种自由的结论，并提出些许建议。笔者希望通过对乞讨问题的系统法律分析，辨清其法理，澄清人们在相关理念上的误解，唤起人们对城市乞讨群体的关注。同时，通过对乞讨自由的限制以及乞讨者受救助权的保障措施的讨论，希望有助于做好对于乞讨者的救助管理工作，更好的保障乞讨者的权利并维护公共利益。 一、 我国当前乞讨现象分析 （一）乞讨人员数量众多，构成复杂 乞讨现象自古有之，随着《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乞讨的现象不仅有增无减，而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日益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 例如，据调查，滞留广州街面的各类流浪乞讨人员约 800 多人, 在全市又十分广泛的分布； 根据北京市各相关部门的调查,长期在京以流浪乞讨为生的人员达 2000 人以上。 然而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 就全国来说, 流浪乞讨人员已经达到了多大的规模也不难想象了。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条，‘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基本生活，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他们人数众多，生活在城市的底层，依靠城市生存，但大部分却不是城市中的真正一员。纵观、分析众多学者的研究，应当根据社会成因的不同，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分类归群。 1、按其来源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社会性流浪乞讨人员。具体指的是那些在体制改革、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个人的等因素的影响，而陷入贫困或者失业状态，进而在城市中乞讨的一些人，包括贫困的农民、流入城市的民工、下岗失业的城市新贫困者。 第二类“生理性”乞讨人员。具体是指在生理上存在明显不足或者有某方面缺陷的人员，如老年人、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未成年人等。一是老年由于年龄的原因，逐渐从社会中失去竞争的优势，因恰值生理上的衰退期，从而处于生活贫困边缘。在人口老龄化的当今社会，老年人问题尤为严重。二是残疾人及精神病患者它是指生理或者心理上存在缺陷，造成生产、生活、学习等受到严重障碍的人。三是未成年人，大部分是由于家庭贫困或者失去家庭的照顾，为获得继续生存的可能而走向街头，寻求在城市中依靠别人的施舍救济。 第三类“自然性”流浪乞讨人员。主要是指那些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他们在恶劣的自然条件、脆弱的生态环境中生存，由于自然灾害的发生或者脆弱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