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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后主李煜词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胆真挚，能把自己的情感毫不掩饰地吐露出来。如“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浪淘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相见欢》）这些动人的词句，我们能不说都是直抒胸臆吗？同样，李清照《声声慢》中的“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多么大胆直率，她将自己的千种忧愁，万般苦楚，毫无保留的从笔端喷发出来，这难道不是直抒胸臆吗？相反，所谓的豪放派词人的豪放词倒也经常大量使用委婉含蓄的表现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如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这首词从内容上讲是表达爱国热情和壮志未酬的愤慨，但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上片通过写眼前的暮春残景，既表达了自己功名未就、年华虚度的处境，又表达了南宋朝廷前途的暗淡。下片又通过写古代宫女的失庞忧怨，表达了自己屡遭贬斥的遭遇。真可谓是摇曳多姿、委婉含蓄。另如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借典故表达出希望朝廷能够重新重用自己的心愿。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用孙权、刘裕、廉颇等历史人物的典故表面自己的北伐热情和眼前的处境，不都是一种委婉含蓄的手法吗？ 另外，铺陈手法是所谓的婉约派词人柳永创制慢词长调后所大量使用的。其名篇《望海潮·东南形胜》就是以铺陈手法见长，它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北宋前期杭州的盛况和西湖的风光。后代词人，包括所谓的豪放派词人都只是继承了这种手法而已，怎么它倒成了所谓豪放派词人的专用表现手法了呢？ 还需说明的一点是，苏轼在词中首先采用了议论和用典的表现手法，如《江城子·密州出猎》的用典，《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里的议论。这在前人的词中确实是极罕见的，它进一步丰富了词的表现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也并没有成为所谓豪放派的专利方法，苏轼以后的很多词人，不论是所谓的豪放派还是婉约派都继承或借鉴了这种表现方法。周邦彦词中大量采用的隐括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用典。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和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一样也都是在议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品的表现方法是因人而异，因作品的内容而异，而且它是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影响的，绝不是哪个派系所固有的，不能凭它把唐宋词分成两个派系。 第三，我们再从词的风格上来看，风格的不同也是分派者将唐宋词人分为两派的主要依据。 在浩如烟海的唐宋词作中，有的词委婉骑丽，有的词恢宏豪迈，确实是表现出了婉约与豪放两种不同的风格。但是我们也不能凭此就把众多词家划分为两大派，因为一个作家的诸多作品并不只局限于一种风格。 作品的风格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由于写作的时代和环境不同，同一个作家的作品风格就可能不同。南唐李煜，由于其前后生活环境的剧烈变化，其词的风格前后就不相同。他后期词的风格虽还算不上豪放，但也不是婉约所能概括的。宋代李清照的词也是如此，其前期词的风格总的来说是清新、活泼、自然、明快，确可算得上是婉约。而后期，由于国破家亡的不幸遭遇，生活黯淡凄苦，其词的风格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沉郁、伤感，甚至有的词有了恢宏豪迈的气概。如《渔家傲》词中的“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等词句，真是气势磅礴，豪迈奔放。近人梁启超也曾评说：“此绝似苏辛派，不类《漱玉集》中语。”由此看来，生活和时代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的思想感情，也决定着其作品的风格。 此外，即使是一个词作家同一时期的作品，由于其作品所抒写的内容不同，作家思想感情不同，其作品风格也可能不同。如苏轼在知密州时，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写过三首名词：《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记梦》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出猎词是作者借出猎来抒发自己保卫边疆、打击敌人的壮志，所以慷慨激昂，词风豪放。记梦词是作者悼念已死去十年的妻子，所以委婉凄凉，词风婉约。中秋词是作者抒发被外放不能回朝的抑郁心情，怀念不在身边的弟弟及阐述人有悲欢离合的人生哲理，所以又表现出一种既忧郁凄婉又洒脱超逸的风格，介乎于婉约和豪放之间。同样，范仲淹写离愁别恨内容的《苏幕遮》词风婉约；写边塞抗敌生活和气概的《渔家傲》词风豪放。辛弃疾抒写爱国激情的《破阵子》词风豪放；抒写男女情长的《祝英台近》词风婉约。总之，作品的内容和作家的思想感情决定着作品的风格，正如施蛰存先生所说：“燕闲之作，不能豪放，民族革命激昂之作，不能婉约。”（《西北大学学报》1980第三期） 一个作家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内容为表达不同的思想感情而写出不同风格的词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同一词家兼有两种风格的很多，我们怎能截取一个作家的一首或一部分作品就把他归为不同的派别呢？ 这里，我们也顺便说说被分派者所津津乐道的关于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所载的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