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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环境恶化与冲突加剧的动力机制 张玉林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07年7月 一、环境危机下的中国农村 一场全面的环境危机 环境容量：自然环境具有的容纳和净化污染物的能力。当环境污染超过环境容量，可以判定为“环境危机”。 中国的环境容量：按10大水系多年平均迳流量计算，地表水全部达到三类水质标准COD（化学需氧量）容量为800万吨；全国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二氧化硫排放量必须控制在1200万吨左右。 现实状况：2006年，COD排放量1431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2594万吨，分别为环境容量的179%和225%。 在此背景下，许多城市空气污浊、酸雨严重、不宜人居；大小河流和近海基本上“有水皆污”，地下水亦不例外；复合污染导致耕地/土壤的污染堪称世界之最。 与多数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点线式污染格局不同，中国的环境形成了全面-立体-复合型的污染格局。从天空到陆地、近海和地下，从空气到水和土壤，从巨大的中心城市到偏僻的农村，环境都遭到了根本性破坏。 与城市的居民和产业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脱离自然”的状况不同，农民、农业和农村高度包容于自然环境之中，因此也就更多地受到污染的侵害。 不少区域和流域的损害程度超过了20世纪日本的“四大公害”。一些村庄癌症高发、偏瘫患者、残缺婴儿多见，众多的小农家庭因病致贫，陷入绝境。 这种生存危机对中国整体来说是局部的。但众多的“局部”相加后实际上超过了世界上许多中等国家的面积和人口规模。它意味着，中国的环境破坏带来的受害者的数量是巨大的，是一场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 2007年6月4日，安徽巢湖。 2007年4月29日，重庆北碚龙凤河嘉陵江交汇处。 2007年5月12日，重庆荣昌县濑溪河。 2007年6月4日，布满浮萍的涡河。 2007年 6月4日，涡河 2007年6月4日，巢湖支流二十埠河边，村民被污水困扰。 2007年6月1-4日，武汉南湖渔场1400余亩水域突然大面积死鱼。 河南省沈丘县刘庄店镇大褚庄村，一位晚期肝癌患者。 二，生存危机下的社会冲突 环境信访：1995-2005年，环境来信从5.8万多封增到60.8万封，上访数从5万余批增加到8-9万批。 环境纠纷： “十五”期间总计38万件，2005年12.8万件。 环境群体性事件：在过去的10年间上升11.6倍，年均递增28.8%；参与人员中农民占70%以上；其对抗性程度较高，经常伴有围堵党政机关、阻塞交通、围堵河坝乃至于打砸抢烧行为；2003年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数量占全国此类事件的40%左右。 案例：“绿色浙江”的环境暴动 背景 2002年6月，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绿色浙江”。 2003年1月，提出为期20年的“生态省建设”计划，在7月召开的动员大会上，省委书记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 2004年11月，省政府决定开展为期3年的治污攻坚战，提出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趋势三年后基本得到控制。 但另一方面，连续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年均13.1%——也凸显了环境和社会所能容许的极限：省内出现多处“癌症村”和铅中毒事件；河湖水质恶化催生了一些“水难民”，嘉兴境内已没有可作饮用水源的Ⅲ类水；2004年全省酸雨降水频率平均达89.5%，近海污染程度居全国第二，环境信访案件达5.1万件。 系列事件（2005） 东阳画水镇“4.10事件” 政府于凌晨出动三千工作人员强行拆除农民搭建的占道竹棚，引发万余民众围堵/攻，30多人受伤，69辆汽车被毁。事后8名村民被判刑，东阳市主要负责人受到处分。 新昌-嵊县“7.15事件” 延续十余日，高潮时近万人围堵/观，嵊县农民推倒污染企业的围墙，与警方互掷石块和催泪瓦斯，多人受伤。 长兴煤山镇“8.20事件” 数千群众围堵污染企业天能公司，与警方互掷石块和催泪弹，多人受伤，2辆警车被毁，数人被拘捕、判刑。在此前的6月下旬，当地数百村民也曾围堵蓄电池工厂，双方对峙5天，至少4人受伤。 不同事件的共同特征 污染的严重性：青山秀水变成毒地死水，农村生命体系遭到严重破坏，村民面临生存危机。 加害者的重要性：污染严重的行业都是当地支柱产业，引发冲突的企业均为利税大户。这就容易导致地方政府的“污染保护主义”行为，而民众的免于侵害和受害后获得补偿的权利则出现悬空。 冲突的连续性和长期性：长期交涉上访无果→被迫寻求“自力型救济”：不闹大不足以解决问题→有限让步（强化治理或转移）与打击“一小撮” →…… 三，污染与冲突加剧的制度背景 赶超战略与致富冲动 “发展是硬道理”演变为增长、污染都成了硬道理。对“发展”的信仰几乎变成了一种邪教。 财政与税收压力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