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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论4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论 　　3.我国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不论从财政收入总量情况看，还是从支出结构及债务情况看，它们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直接性资源支持，以及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需要外部制度环境建设的间接性资源支持，均存在很大的缺口，并且在一定时期内难以有明显的制度安排变化，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经济资源大部分要靠自身积累，这种积累需要时间。 　　新中国成立之后到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我国的财政收支工作，一直遵循“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方针，除了自然灾害及“文革”期间一些年份出现支大于收的情况外，大体上保证了这一方针的贯彻落实。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之后，基于对一国经济运行及财政货币政策认识的加深，财政制度变革加大了步伐。从最主要的一些方面看，财政制度的变革包括：（1）不论非国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国家财政收入的方式单一化为税收方式，所有企业依据法定的税负要求纳税，取消了以往国有企业“利润分成”或是“收支两条线”的制度安排，财政收入的构成以税收为主，辅以一定量的规费收入等；（2）切断了国家财政与主管货币发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之间的财政透支联系，国家财政的赤字只能通过发行国债等非透支方式来弥补；（3）实施赤字政策或时下称及的“积极财政政策”，从1986年开始，我国每年的财政收支均为支出大于收入，相应地，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支大于收的差额越来越经常化，国内债务发行1981年为48.66亿元，1999年达到了3702亿元，2000年突破了4000亿元大关，为4154亿元，2001年为4884亿元；（4）国家财政逐步从“生产性财政”转向“吃饭性财政”，除了向一些公共设施或公共产品建设提供资金，或政策性地通过贴息等方式引导社会投资外，财政支出中大量地减少生产性的开支，更为积极地介入到社会生活和公共产品提供领域中来，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当年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占的比重，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1979年的64%，下降到2000年的36%，目前这一比重还在继续缓慢降低；（5）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那些涉及到宏观经济运行整体方面的支出，包括国有大型或特大型企业的资本金等支出，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中央财政开支的范围之内；（6）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派出“监事会”一类财务性质的监管组织，严格企业财务开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开支违章违规造成的成本增大或收入减少。 　　从总体情况来看，我国财政收入的规模是逐年扩大的，每年收入的增长率也不算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绝大多数年份的财政收入年增长率都在15%以上，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前些年有所降低，也大多维持在10%以上的水平，近年则回升到了15%以上，2001年达到了17.1%的较好水平；而且，支出方面逐步减少了巨大的直接“生产性开支”的制度安排，理论上讲来，收支的如此对比，维持较为平衡的财政收支格局应当是有可能实现的。但事实是，财政收入增大的规模及增长率并不能够满足支出规模增长的需要，支出与收入之间的缺口很大。 　　形成这种缺口自有多方面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我认为，是由于中国巨大人口压力之下，历史的“公共产品”欠账太多，且在经济改革中集中暴露出来的缘故。这种欠账，显然与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绝大多数的“公共产品”提供（包括社会福利等多方面），都由具体的国有或集体企业组织等形式来承担相关。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后，原有企业等组织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的“效率”性变革，显现出了改革的社会制度环境问题，原来承担的大量“公共产品”提供功能，一时间迅速地转移出来，需要由政府或政府引导社会来提供。相应地，财政支出就必须在相当程度上满足由此转移出来的“公共产品”提供功能的需要。长期以来并且是大量企业等组织形式积累起来的这一巨大的支出要求，一时间根本无法得到满足，支出的压力陡然增大，赤字也好，“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好，也就不得不操作了。在全部财政支出中，非经济建设类支出比重的逐年增大，实际上表明财政支出支持“公共产品”提供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这种支出具有相当明显的“被动性”，并且与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相比，远远不够。就这一点看，后续的各类改革向财政再提出类似的支出要求问题，也就只能由扩大税收和增大国债发行量来考虑了。 　　不无遗憾的是，时下国家财政通过税收再大幅度地增加收入，受到了税收“刚性”的阻击。按照供应经济学理论，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税收总是有一个最佳的区域，它可以在保证生产经营者生产和经营积极性不受挫折的前提下，实现税收的相对最大化，并且是持续性的最大化。这是因为，只有经济活动扩大，才会形成产生税收的基础，如果税收过大社会就会减少经济活动量，同时减少税收自身的量，税收决不是可以随意增加或追加的，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