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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遵义会议精神研究 孙菲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s2012013004 摘要：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都有着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其重要地位和深远意义，党内外都已经形成广泛共识。但是，遵义会议到底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哪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和表述遵义会议精神? 目前官方和学术界有多种表述，可以说是见仁见智。研究遵义会议精神，既要尊重历史，也要体现时代特征，使之成为激发民族创造力、提升民族凝聚力、催人奋进指导实践和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 关键字：遵义会议 精神 遵义会议精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 1对“遵义会议”的理解 研究遵义会议精神，当然对遵义会议就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和理解，也就要对其有一个科学的界定。当前学术界对遵义会议的界定有不同的观点。 一是普通意义上的“遵义会议”，孤且称为狭义的“遵义会议”，是特指1935 年1 月15 日至17 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会议作出了4 项决定: “( 1) 毛泽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2) 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 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4) 取消“三人团”，仍以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大遵义会议”，孤且称为广义的“遵义会议”。包括在“遵义会议”召开前起推动作用的三个会议( 即预备会议) 和“遵义会议”召开后对会议成果起落实、巩固和完善作用的三个后续会议。七个会议共同构成“大遵义会议”，按时间空间顺序排列是: 1934 年12 月12 日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的“通道会议”; 1934 年12 月18 日在贵州黎平召开的“黎平会议”; 1935 年1 月1 日在贵州瓮安县召开的“猴场会议”; 1935 年1 月15 日至17 日“遵义会议”顺利召开，这是“大遵义会议”的核心会议。1935 年2 月5 日至9 日中央政治局在云南威信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等地( 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之地) 连续召开的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 1935 年3 月10 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枫香镇苟坝村召开扩大会议，即“苟坝会议”; 1935 年5 月12 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县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从1934 年12 月12 日的通道会议起到1935 年5 月12 日的会理会议止，“大遵义会议”历时5 个月结束。 三是“遵义会议”三个阶段论。即分为“酝酿准备、会议转折、延续完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酝酿准备阶段，是指“从1934 年11 月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 到1935 年1 月遵义会议召开前。”这一阶从时间上来看，涵盖了这期间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三个会议; 第二阶段是1935 年1 月15 日至17 日遵义召开遵义会议（会议转折）；第三阶段称为遵义会议的延续完善阶段。“时间是1935 年1 月19 日至3 月12 日”，这段时间涵盖了两次会议，即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这和“大遵义会议”的观点有些区别。根据上述几种观点，笔者比较认同“大遵义会议”这种观点对遵义会议的理解。“大遵义会议”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遵义会议召开历史背景和过程，全面准确的概括遵义会议的内容和精神实质。 2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分析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开始了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飞跃的起点。遵义会议，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提供了 多方面启示，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视角深入研究遵义会议精神，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1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精神的精髓 遵义会议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左”倾教条主义完全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苏联经验，把共产国际指示奉为经典．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并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而遵义会议正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了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中出现的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正是由于她能够始终坚持真理，不断修正错误．“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