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因素在经济史中的逻辑地位6.docVIP

人口因素在经济史中的逻辑地位6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人口因素在经济史中的逻辑地位 十、“选择史观”和“唯物史观” 笔者总感到，外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人口因素发生作用的机制，看法颇为一致，即都能够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来解释人口增长的负面作用，如侯先生文章中介绍的波斯坦、恰亚诺夫、 艾温、黄宗智等，尽管将人口因素用于具体分析某一地区时大不相同，但他们所使用的基本原理却是一致的，波斯坦(m·m·postan)等人提出的“新人口论”，就与诺思建立的人口模型完全一致。而中国学者中却很少有人（我不敢说没有）能够如此深刻地认识人口因素的作用。 “新人口论”模式以人口数量的波动为依据，解释了中世纪后期西欧社会经济的变迁。从12世纪到13世纪，随着人口的稳步增长，对粮食需求的压力增大，导致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这是因人口膨胀而引起生产和贸易的扩张时期。人口增长到使土地无法承受时，劳动生产率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引发了黑死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从14世纪到15世纪，农村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劳动力匮乏，因而成为稀缺资源。领主之间为争夺日趋匮乏的劳动力，抬高了劳动力的价格，于是，带有较强人身依附特征因而不受欢迎的劳役地租，逐渐演变为以货币“折算”，以至领主最终放弃了农奴制。总之，在“新人口论”看来，“人口的灾祸决定了农奴制的崩溃”，不论是经济的扩张，还是黑死病的蔓延，以至农奴制的崩溃，都主要归因于“人口因素”的作用。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对西欧经济史状况的解释与波斯坦完全相同。诺思在该书序言中说，波斯坦在出版前就通读了手稿，并就公元900到1500年的经济史提出了详细的建议。由于波斯坦和诺思的文章及著作大都在1973年前后发表和出版，这就时人们难以搞清这一解释的“发明权”究竟属于谁。当然，对于经济史理论来说，“发明权”属于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科学。而就科学性来说，它紧扣“人们在环境变化下的理性选择”这一基本原理，本身是无懈可击的。 不过，“新人口论”这一名称却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这一理论是“有关人口的理论”，但实际上，它不象马尔萨斯和马克思的人口理论那样偏重于解释“人口问题”的形成，而重在解释人口因素的“作用”；有人干脆把这一理论称为“人口动力论”或“人口决定论”，这两个名称也容易引起误解，使人误认为这一理论抛开了特定的环境条件，只把社会经济运行的原因归结为人口增长。而事实上，在解释西欧经济波动时，除了应用人口变量以外，波斯坦和诺思还引入黑死病（淋巴腺鼠疫）这一外生变量，而诺思更是十分强调西欧的环境条件。而离开特定的环境条件，单用人口因素是根本无法解释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反差的。 从哲学角度讨论“作用”、“动力”、“决定”等概念已经超出本文研究的范围。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迄今为止，社会历史科学对许多概念没有给予严格定义，学者们往往大量使用一些描述性的术语，“决定论”、“决定性的”、“决定性作用”、“决定性影响”等概念就是如此，侯先生对此也持批评意见。笔者以为，其他社会科学的出路就在于放弃那些无法定义的描述性术语，在研究中严格定义概念和进行逻辑推理。 笔者以为，多年的强制唯物史观教育也是使经济史研究误入歧途的重要“原因”。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原因，而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则是技术的进步和创新。但是，唯物史观的创立者和解释者，都没有合理解释技术创新出现的原因，这就使唯物史观缺乏坚实的逻辑基础。诺思认为说，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缺陷在于以阶级为分析单位，又没有重视人口变迁这一基本变量的作用。笔者以为，诺思的批评，确实是看到了问题所在。 “经济人选择史观”认为，，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把这一原理应用到西欧兴起过程的研究，诺思发现西欧经济兴起的关键环节是商品市场的兴起，而市场兴起的关键条件则是优越的地理因素，这就把历史科学建立在真正客观的基础上，为我们跳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线性因果关系框架的束缚指明了出路。有人认为，“经济人选择史观”才具有真正的唯物主义基础，诺思理论是比马克思理论更为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过这样认识，也就完全改变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而只是借用了它的外壳…… 通观唯物史观的逻辑结构，其创立者对主要概念都没有给予严格定义，其信奉者也没有能够弥补这些根本缺陷，结果在用于指导社会经济史研究时就出现许多模糊和混乱。例如，市场直接体现了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按照唯物史观，它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市场发展就应当用生产力发展予以解释。但“事实”上，市场发展是比通常理解的生产力发展更为基础的东西，正是市场发展既引起了人们之间“关系”的变化，也（通过刺激生产的专业化）引起了生产能力的提高。社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