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从敦煌158窟北壁涅槃变王子举哀图说起论文.docVIP

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从敦煌158窟北壁涅槃变王子举哀图说起论文... 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从敦煌158窟北壁涅槃变王子举哀图说起 　　提要：本文从敦煌158窟涅槃图像入手，分析了唐代社会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之风俗，认为割耳剺面虽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葬俗，但在隋唐时期已为汉人社会所熟知和接受，同时也发展出明志取信、诉冤、请愿等新的功能。至于刺心剖腹，作为一种自杀方式虽在西汉以后很少被人采用，但到隋唐时期此风又盛，这与此期大量来华的粟特人所传之祆教法术有关。敦煌158窟涅槃壁画中出现刺心剖腹图像，则是吐蕃占领时期敦煌粟特人改信佛教的真实反映。由于这两种风俗与汉族社会的伦理观念相冲突，遂一再遭到国家的禁止。 　　关键词：唐代、割耳剺面、刺心剖腹、敦煌158窟 　　涅槃图像是佛教艺术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迄今已有许多成果，如贺世哲、贾应逸、刘永增等先生的研究 ，而集大成者当属宫治昭先生的《涅槃と弥勒の图像学——インドから中央ァジァ》 。不过，对于敦煌158窟北壁的涅槃变壁画，学界似乎关注不够，事实上，这铺壁画，尤其是其中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出现的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的场景相当独特（图1），而其背后所反映的隋唐时期的社会风俗，更值得认真讨论。 　　根据学者的研究，涅槃图像最早产生于公元二世纪的印度犍陀罗艺术中，中国境内最早见于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及新疆克孜尔石窟，在敦煌则始见于北周建平公于义开凿的第428窟，隋唐时期涅槃图像获得巨大发展，到归义军时绝迹 。158窟是开凿于吐蕃统治晚期的前段，在西夏时重修的一个绘塑合一的洞窟 。除西壁佛坛上长达15.6米的释迦涅槃塑像外，最引人注目者莫过于北壁涅槃变壁画中的各国王子举哀图。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四卷有清晰的图版和较为详细的说明 。整个画面表现了在俗信徒因得知释迦入灭而极度悲痛的场景，可以看到，如同吐蕃占领时期的其它壁画一样，画面最前列站着吐蕃赞普，可惜头部今已不存。其右侧为一汉装帝王，头戴冕旒，身穿大袖裙襦，由二宫女搀扶，做痛哭状。其它十三人都为中亚或西域的王者装束，其中一人右手持小刀割自己左耳；左侧一人手持双刀，刺向自己袒露的前胸；在他们的前面有一人，左手捏鼻，右手持刀切割；其左侧一人裸上身，手持长剑刺入自己的心脏。如此激烈的哀悼场景，在敦煌涅槃图像中是前所未有的。对此，贺世哲先生虽指出这些都是中亚及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特殊的哀悼习俗的写实，却又认为：“吐蕃占领瓜沙以后，敦煌《涅槃经变》中开始出现割鼻耳、刺心胸的图像，这与吐蕃民族类似的哀悼习俗有密切关系。” 我们认为，这一观点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下面我们就结合文献材料，对这幅图像及其所反映的唐代社会风俗进行初步的研究，以就教于方家。 一、割耳剺面 　　割耳剺面原是北方欧亚草原各游牧民族中盛行的丧葬习俗，《东观汉记》载：“耿秉为征西将军，镇抚单于以下，及薨，赐朱棺玉衣。南单于举国发哀，剺面流血。” 这恐怕是现存汉文史料中最早的记录了。匈奴之后，氐羌、契胡、突厥、车师、粟特、铁勒乃至后来的蒙古、女真等民族皆有此俗，这一点早为江上波夫等先生所揭示 。在图像材料上，宫治昭先生研究了新疆克孜尔224窟（即摩耶洞）后甬道前壁的荼毗图像，这幅壁画中有割耳、割鼻的场景（参见图2），他指出，这种以刀伤体的哀悼方式在犍陀罗和印度的涅槃图中绝对找不到，在汉译《大般涅槃经》、《摩诃摩耶经》等佛经中也无记载，故他们“无疑本不是佛教的葬礼”。 他同时还讨论了中亚粟特故地片治肯特（Panjikent）二号遗址南墙的“哀悼图”（图3）中的类似图景。我们还应看到，这一习俗在民族交流与融合达到较高水平的唐代社会屡见不鲜，如唐太宗崩时，“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痛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158窟壁画中佛陀入灭，各国王子悲痛欲绝的画面。而肃宗时下嫁回纥毗迦阙可汗的宁国公主，也曾于可汗死时被迫“依回纥法，剺面大哭。”[11] 　　蔡鸿生先生已经指出，在西域文化史上，割耳剺面之俗还用于表现送别的悲伤和讼冤的悲愤，显示了胡俗文化内涵的多样性[12]。其实还不止此，例如唐太宗贞观年间，契苾何力被部族胁往薛延陀汗庭，誓不屈服，“拔配刀东向大呼曰：‘岂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之不夺也。”[13]这显然是为了明志。 　　此外，送别时的割耳剺面往往发展为一种请愿行为。如睿宗初立，郭元振由安西大都护入为太仆卿，“诸番酋长，号哭数百里，或剺面割耳，抗表请留。”[14]大致同时，魏州人也曾“剺耳阙下，请[阳]峤为刺史，故再治魏。”[15]天宝九载（751），玄宗命高仙芝代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思顺不愿被代，“讽群胡割耳剺面请留，……制复留之。”[16] 河西向为粟特胡人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