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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关系的强硬派观点及其根据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对日关系的强硬派观点及其根据 这里有一种误解需要澄清，所谓新思维指的不是新的战术和策略，而是新的战略性思考。从战略上看，中国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是正确的，并没有修改的必要。因为这一方针兼顾了历史与未来，既强调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又指明了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既坚持了自己的政治原则，又推动了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诚然，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方式方法，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某些策略的调整，但并不需要进行战略性的改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笔者不认为会有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更加高明的方针。对于这样一个正确的方针，我们应当坚持它，而不是放弃它。 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之所以不能成立，就在于它既罔顾历史，又无视现实，既不讲原则，又混淆是非，既缺乏论证，又逻辑混乱。这种不伦不类的新思维貌似理智，实则糊涂，貌似公允，实则偏颇，自以为高明，实际上低劣。说白了，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放弃原则立场，单方面、无条件对日让步。与其说这是什么新思维，倒不如说是新绥靖主义，这种论调根本无益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无助于中日友好的真正建立。 二、对中日关系历史的回顾与思考。 对于中日关系，我们有一个近乎专用的名词，就是一衣带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是中日两国友好了两千多年，只是近一百年才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还有一个十分美好的愿望，就是世世代代友好。对此，本人曾经深以为然，十分赞成。但近些年来，由于出了一些事情，看了一些材料，作了一些思考，觉得对于中日关系的历史和本质，应该 有一个重新的思考和把握。 （一）历史上 ，日本对中国的挑衅始于唐朝，近百年间，侵略持续了七十年，其害罄竹难书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始于何时，并无准确记载。中国最早涉及日本的记事见诸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其中有这样的说法：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据考证，盖指的是朝鲜半岛上的盖马，燕是指古燕国，位于现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而倭则指今天的日本列岛诸国。 后来的《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印证了《山海经》的记载不虚，且说明倭人来过中国大陆。 中国人到日本的最早记载是传说中的徐福东渡，中日两国史家均认为徐福东渡确有其事，且认为徐福故里就在今天的江苏赣榆的后徐福村或在山东龙口一带。 比传说更有说服力的是实物。１７８４年，日本北九州志贺岛上出土的一枚金质印章上刻有五个汉字汉委奴国王，史家认为委应为倭，这枚金印印证了《后汉书》的记载：公元５７年，日本列岛上有一个叫倭奴国的统治者，派遣使者到中国京都洛阳朝见东汉王朝皇帝刘秀，汉光武帝刘秀授以紫色丝带的金印。当时的规矩是皇帝自用玉印红带，诸王和宰相用金印紫带，九卿用银印青带，再往下还有钢印黑带、木印黄带。汉光武帝以天子之尊授予倭奴国王金印紫带，给以诸王的规格，说明中国皇帝是十分重视倭奴国的。 ５０年后，汉安帝即位时，倭奴国又派使节来奉贡朝贺。《后汉书·倭传》记载：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所谓献生口百六十人，也就是向汉安帝献了一百六十个奴婢。 进入三国时期，日本列岛出现了三十多个小国，相互攻伐，最后共立实力较强的邪马台国女王为头领。三国时期，魏国地处中国北方，且较强盛。公元２３８年，邪码台女王卑弥呼遣使难升米大夫来朝，魏明帝盛礼接见，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仿照汉光武帝成例，授以金印紫带，甚至还热情洋溢地亲复诏书于女王。据《魏志·倭人传》记载，从公元２３８年到公元２４７年的九年间，魏国与邪马台国的相互遣使达七次之多，形成中日通交的一个小高潮。其中邪马台国来使四次，魏国也曾三次派使前往日本列岛调解各国之间的纷争。当时的日本并无文字，因此《魏志·倭人传》成为记载日本历史的重要文献。 日本的小国如此热衷于和中国中央王朝交往，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枚中国皇帝的封印，而是有着切实的功利目的。一是通过中国皇帝的封授提高自己在日本列岛诸国中的地位，二是通过朝贡得到物质回报。事实上，他们的每次朝见的确都得到了丰厚的回赠，包括铜镜、铜剑、铜矛等青铜器，铁器、种子等农耕技术，还有绢帛、玻璃珠等生活用品。这些日本所没有的先进器物和技术，推动了日本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汉字的传入。公元五世纪以前，在日本自己仿制的铜镜上镌刻的汉字差错百出，不成文句，这说明当时的日本人还没有掌握汉字。但随着双方交往的增多和东渡汉人的增多，汉字开始在日本普及。开始是上层统治者，然后是普通老百姓也学会了使用汉字。公元４７８年倭王武就曾以汉字向中国皇帝书写奏文。之后，日本慢慢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日文，但直到公元九世纪，不少日本人仍以汉字进行写作。从公元六世纪到九世纪的六部日本正史，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