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总论的姿态和进路论文,法律论.docVIP

民法总论的姿态和进路论文,法律论文论文,论文 《民法总论》的姿态和进路 这里想就我的这本书，也是前期的研究动机和方法讲一讲，作为一点交流资料。我在人大一个讲座中，把我的这个状态称为：从撤退开始。我觉得我进入学术，目前要选择一条退回到某个确定的传统的路径，然后徘徊前行——我比喻为找到家的感觉。欢迎各位继续批评和评价，这对我的从教生涯来说，肯定是最宝贵的资源。 　　一、我的写作动机 　　1、第一个动机：打一个研究基础 　　我写作这本民法总论，是与我的教学有关的。我在中国政法大学从教9年。从一开始，我就把做研究和做讲义联系在一起。过去，在未教学之前，我对民法书籍和资料，以及其他书籍和资料的阅读是松散的，随心所欲的。但是现在要做一个教师、一个研究者，就必须有一个必要的整理，当然这个整理不是回头的总结，而是向前的梳理。 　　我认为做一个研究者，首先必须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对传统知识有系统有深度的积累。我觉得要有个对学生负责任的态度，也要有个对学术界负责任的态度。我要把这个基础做为我的知识背景，呈现出来。而撰写讲义正是一个积累的好办法。 　　假设有一天，我有很多论战的朋友，他们就可以从这里开始，找到我的出发之点。 　　其实，我在民法其他部分都有了初稿。是分阶段完成的。但这本民法总论花心血最多，而且付诸了博士阶段的时间和心力。所以，就出版了出来。我准备在今后，不断加以修改。 　　2、第二个动机：找到一个家的感觉 　　学术研究应该是有背景的，学术发展应该在传承中发展。我觉得这种做学术的历史主义态度，是学术可以真正发展的精髓所在。学术学术，先学后术。学术，哪怕是反叛的学术，也必须有其知识背景。比如，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海德格尔从胡塞尔那里获得知识传承，然后独辟蹊径。 　　德国民法学的繁荣和发展，是与他们的学术历史主义态度不能分开的。正是因为学术的时代连锁，才使其既积累多多，又新意叠出。我记得在美国哈佛燕京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时，一个哲学界的朋友曾与我言道：国外学者与中国学者打交道时，经常会感到迷惑，因为他们总摸不清他们的背景，不知道他们的知识进路，因此每每想要争辩，也不该如何下口。其实，我们不少学者是无背景的，我们有多少成型的学派呢？能不能成为一个学派，要看是否有相对确定的研究方法、相对确定的思想观点体系、相对确定的延续性。我觉得当我们的学术还处在没有背景，随心所欲，无从被争辩之中，怎么说也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决心要做一个研究者，首先还不敢像苏力先生那样，问我们对中国法学的贡献是什么。他是学术涵养很深的，是我佩服的。我现在只想要做也只敢做的事情是，找到自己的背景，找到家的感觉。我觉得海德格尔说得好，重要的应有个家，并把根扎在思想传统中。而这种整理性写作，就是在民法传统领域的这样一个寻找。 　　在写作中，我发觉材料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不是简单了，而是非常复杂，每每使我不敢确定如何取舍，如何抉择，真有如履薄冰之感。最后，我以自己有限的能力，采取尽力克制激情和偏见的态度，搭建了这个小屋。 　　二、第二个话题，谈我的写作方法 　　1、开放性写作 　　我个人对后现代的思想体系是抱观望态度甚至怀疑态度的，大家可以从我1998年发表在《比较法研究》的《法律实在性》这篇论文了解一些我的这种立场。但是，我对于后现代的处理知识的方法却是很欣赏的。齐格蒙·鲍蔓教授在其名著《立法者与阐释者》中，在提到现代与后现代的对立时说，二者在对世界或者知识的表述方法上是非常不同的。现代型知识分子喜欢扮演一个“立法者”（LEGISLATOR）的角色，后现代型知识分子却不同，把自己转为“阐释者”（INTERPRETER）。 　　现代型知识分子喜欢扮演一个“立法者”（LEGISLATOR）的角色，通过权威性话语，进行知识的建构活动，似乎拥有从事知识仲裁的合法权威。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形而上学。但是后现代型知识分子却不同，把自己转为“阐释者”（INTERPRETER），通过解释性话语，来进行知识叙述。这种阐述方式是有相当的宽容性，它会关注对手的存在，并有深入到相异的知识体系中的要求，换言之，不是压制而是沟通。这就是格尔蔓所说的“深描说”，或者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 　　我是很欣赏阐释性方式的。所以，我在目前的研究中，尝试学习这种阐释式的方式，尽量使用一个传统的语言，但注意其他传统的存在。我的目标是想使知识叙述变得委婉、有争辩性。我特别欣赏海德格尔的一句话，他说，艺术家，有如一条过道，他不是窒息作品，而是应当解放作品，使作品凸现出来，而自己隐身其后。海德格尔说哲学不是什么拯救之道，而不过是一条田间小路。我想法学更是这样，甚至是一条羊肠小道。我想，我们今天从事法学研究，也应该是去通过适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