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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我国反洗钱刑法立法发展及其特点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浅论我国反洗钱刑法立法发展及其特点 　二、我国新刑法反洗钱规范制定之前的立法发展变化 　　我国对洗钱行为刑事犯罪化的立法反应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演变过程。这一立法反应的发展演变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显露了国家刑事立法者对洗钱活动的危害社会性质及其程度的认识发展轨迹。 　　（一）1979年刑法对洗钱问题的规定 　　在我国原1979年刑法中，没有任何条文直接规定了惩治洗钱犯罪。其原因已如上述，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虽然存在着一定规模的经济犯罪，如投机倒把、伪造或者倒卖计划供应票证、假冒商标、盗窃、抢劫、贪污贿赂等可以获得相当数额非法经济利益的犯罪，但犯罪分子处理赃款赃物的手段是比较原始的，即基本上还是通过窝藏或者在“黑市”转手销售来隐瞒、掩饰其犯罪的非法所得。在这种情况下，刑事立法的反应便是以传统的窝赃、销赃罪来涵盖上述处置赃款赃物的非法行为。并且，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以传统的两种罪名即窝赃、销赃罪以及两个犯罪的构成便足以对付现实中的各种隐瞒或者掩饰犯罪非法所得的犯罪行为。 　　随着我国于80年代初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渐被改变，新型的市场经济模式逐渐建立。在新的经济条件与经济格局下，经济犯罪的形式和性质也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那些可以获得大规模非法利益的经济犯罪分子，需要通过更多的途径和形式转移或者转换非法所得，以掩盖其犯罪痕迹，逃避法律制裁。因此，洗钱活动的严重危害性也逐渐地显现出来。但是，由于自身实践经验上的匮乏和对国外反洗钱立法与司法情况研究的不足，刑事立法者还需要一定的时日才能作出立法反应。所以，虽然从1982年开始，我国刑事立法者已经通过对刑法的不断修改补充来增加了许多经济犯罪罪名，但是，并没有相应地在刑事立法上增定一个洗钱罪的罪名。 　　尽管我国在刑事立法上没有及时对日益严重的洗钱行为作出立法反应，但这并不等于说原刑法规范对洗钱案件完全束手无策。与许多其他国家的刑事立法一样，在我国刑事立法上尚没有对洗钱确立独立的罪名之前，还是可以引用1979年刑法第163条以窝赃、销赃罪对一部分洗钱行为予以刑事制裁的。当然，应当承认，原有的窝赃、销赃罪并不能涵盖各种洗钱行为的形式。所以，应当清楚地看到，如果不在刑法上单独将洗钱行为予以刑事犯罪化，仅仅依靠1979年刑法的窝赃、销赃罪条款是不足以惩治和预防洗钱行为的。因此，在刑事立法上对洗钱行为作出适当的立法反应就摆上了我国刑事立法者的日程安排。 　　（二）对清洗毒钱行为刑事犯罪化的首次立法反应 　　1989年9月4日，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批准{联合国禁毒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决定》，正式批准了我国加入《联合国禁毒公约》。为履行该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在国内法中将毒品贩运与清洗毒赃行为确立为犯罪的立法义务，1990年12月，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以下简称《禁毒决定》）。这是我国刑事立法者对洗钱行为刑事犯罪化的首次立法反应。该《禁毒决定》第4条规定：“掩饰、隐瞒出售毒品获得财物的非法性质和来源‘’的行为，构成犯罪。另外还规定，对缴获的毒品、毒品犯罪的非法所得以及由非法所得所获的收益、供犯罪使用的财物，一律没收。虽然该单行刑事法律中没有出现明确的”洗钱“罪名和”洗钱“字样，但根据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行见解，均认为这是确立了清洗毒赃犯罪的刑法规范：”禁毒决定的内容反映了联合国禁毒公约关于将毒品洗钱规定为刑事犯罪并予以惩治的要求，首次在国内法中确立了预防和惩治洗钱犯罪的对策，对我国控制洗钱犯罪以及在控制洗钱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具有重要价值和作用。“ 　　应当指出的是，在《禁毒决定》第4条中还规定了“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或者犯罪所得的财物的”行为，也构成犯罪。依照1994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禁毒决定》第4条规定的上述罪名为“窝藏毒品、毒赃罪”。事实上，依笔者之见，《禁毒决定》所确立的“窝藏毒赃罪”和“掩饰、隐瞒毒赃性质、来源罪”，都是从原1979年刑法第163条的赃物罪即窝赃、销赃罪中分离出来的新罪名。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这两个新罪彼此之间的区别在于：窝藏毒赃罪，其窝藏行为的对象是毒赃本身；而掩饰、隐瞒毒赃性质、来源罪，其掩饰、隐瞒行为的对象是财物的非法性质和来源。从《禁毒决定》将窝藏毒赃与掩饰、隐瞒毒赃性质、来源分立为两个不同的罪名而没有将清洗毒赃的行为包容在窝藏毒赃罪之中的立法技术处理方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从《禁毒决定》开始，我国刑事立法上表现出将洗钱从传统的窝赃罪中分离并予以单独定罪的立法趋向。也就是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