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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之三 徐静 主要内容 纪录片成为电视时代高品格文化的重要代表。 纪录片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纪录片创作和地域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之间的紧密关联。在一定区域，纪录片创作呈现出比较鲜明的特色和共同的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讲，纪录片创作流派已经形成。 我们考察中国纪录片的创作，可以明显的看到北京、上海和西部这三个区域代表了不同的纪录片创作风格。 需要说明的是，流派的划分着眼于整体，它不能把一个区域内所有的纪录片都包含在内。 “京派”纪录片 “京派”纪录片对中国纪录片创作的影响的非常大的，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都是如此。 “京派”纪录片特点 1.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书写 京派纪录片从题材选择上来看，明显在历史和现实之间顾盼，既有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全景式关注，也有对京城百姓涓涓细流般日常生活的悉心关注。 “京派”纪录片特点 对历史的书写主要是由中演电视台军事部来完成的，中央电视台是国家电视台，因此京派纪录片受到国家政治文化的强烈影响就是比可避免的。 以刘效礼为代表的军事部一创作体现主流意识形态个文化的大型系列电视纪录片享誉全国。 他们为纪念建军60周年拍摄了12集电视纪录片《让历史告诉未来》，1991年耗时3年拍摄了《望长城》，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拍摄了12集电视纪录片《毛泽东》，1997年拍摄了引起轰动的《邓小平》。 “京派”纪录片特点 从这些阶段的代表作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一股强大的历史意识和责任感在作品中流淌。 刘效礼作为这个创作组群体的代表，同事具有双重身份：军人（少将军衔）和编导（中央台军事部主任），这一双重身份为他指导大型纪录片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部队中一批具有丰富创作经验和强烈使命感的记者可以随时调遣，军队的特殊生活使他们的创作充满激情与灵感，这一支创作队伍组成了京派纪录片创作的中坚，是名副其实的国家队。 “京派”纪录片特点 京派纪录片的另一面则是对现实的书写。在这一方面，京派纪录片也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因为它形成的是“一部由普通百姓自己构成的历史”，“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的口号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几乎代表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纪录片创作的取向。 在对历史的书写中，“京派”纪录片已经注意到对人的主题的展现。但是由于其题材的重大和人物的特殊性，使得它在这一点上表现得不够充分。在对现实的记录中，“京派”纪录片充分发挥了纪录片具有多元纪实空间的特点，牢牢地将目光锁定在胡同人群的身上，“喘气都要跟老百姓喘到一块儿”。 “京派”纪录片特点 以一种对生活对生命的巨大热情和关爱，去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60岁的老汉弄了一辆装有音响和电视的三轮车，每天带着80岁的老母到大街上遛弯儿，这个事被拍成了《自得其乐》；北京国棉三厂的一个女工花几个小时赶车去上班的事也上了电视。她上班的时间是7点30分，但是早上5点就出门了，换了单车后又倒了四次车，可是赶到单位的时候还是迟到了。这就是纪录片《上班》所表现的内容；而对一家4口人都是教师的家庭的生活记录则成就了《焦老师的一家》。平淡甚至是琐碎的生活在摄像机冷静的注视下展现出了被我们所忽视的那些方面，让我们感动，令我们思考。 “京派”纪录片特点 2．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 京派纪录片双重书写的特点决定了在叙事手法和叙事艺术上，它也会有双重性。书写历史的时候，创作者更多地运用宏大叙事；而在书写现实的时候，却往往喜欢使用日常叙事的模式。 “京派”纪录片特点 那些洋溢着主旋律色彩的纪录片一般都是鸿篇巨制。要表现这些重大的人和事，必须要有高屋建瓴的把握题材的能力。因而在叙事方式上，就要从大视角出发，追求超越现实的价值，注重整体的、战略性的方案的研究，居高临下地俯瞰社会人生，在作品中张扬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体现出宏大的气势与浩然的风范。 “京派”纪录片特点 与之相对的是以《生活空问》为代表书写现实的纪录片，在这里，宏大叙事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日常叙事风格。面对家长里短、个人辛酸和命运无常变化的普通人、普通事，在宏大叙事中那种登高望远、俯瞰天下的气势和激动人心的情怀消散了，政治意义和道德评判的消解使纪录片的叙事多了冷静和客观，少了主体的冲动。这样，纪录片的叙事就必然走向日常化 “京派”纪录片特点 《生活空间》中看到了一个个由老百姓、小人物自己演绎的质朴、真切、跌宕、多彩的生动故事。观众与片中的主人公一起品尝生活的悲与喜、苦与乐，体味社会转型期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以及在这种冲突中挣扎着的人们的辛酸与自慰的人生态度，同时我们也不时看到屏幕上老百姓偶尔显露的狡黠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