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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关系 [摘要] “礼”与“法”是中国传统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说“法”是中国传统法的制度外壳的话，“礼”则是阐明法律实质的价值追求与精神内核。因此，对“礼”缺乏必要的探讨, 我们就无从知晓中国传统法的精神, 无法解释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变迁轨迹。本文正是从“礼”的起源及其思想基础谈起，并在历史的维度下观察“礼”与“法”在传统法律制度发展变化中的关系，以期对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 传统法 礼制 礼治 礼义 礼法 中国历来被誉为“礼仪之邦”，讲究“以和为贵”。所以，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以整体的和谐为最大的特征，而礼正是这和谐文化的核心。无论人们对礼持有何种见解和评价,“礼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已是学界公认的事实。古人以“中国有礼义之大”而自豪, 今人以为礼是传统文化的根本，外国学者更是被中国的礼所深深吸引, 只要论及中国, 他们就会谈到中国的礼。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中, 礼与法的结合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从法的意义上说, 礼从习惯逐渐演变为习惯法, 在法典时代到来时, 礼的制度有些被淘汰, 有些继续存在, 也有些演变为社会制度。但礼所体现的精神自汉以后一直是法的价值取向, 传统法的组成可以说就是礼与法的组成。所以礼不但是中国古代法的渊源, 更是古代法的精神和价值的体现, 是法的灵魂所在。贯通整个中华法系的思想可以用博大精深的“礼”来概括。所以，研究中国传统法必须从“礼”入手，进而再探求其与“法”的关系。 一、“礼”的起源与思想基础 通说认为，礼起源于祭祀。由于祭祀必有其程序和仪式，于是就产生了礼的最初规范, 或可称为礼制、礼仪。这些规范一般来说是容易被严格遵守的, 因为它凝聚了同一氏族人们的崇敬与信仰。礼制的遵守关系到上天和祖先的喜怒, 关系到是否能得到神灵的庇护, 关系到生者的幸福和氏族的兴衰。从商人的甲骨卜辞中, 也可以印证人类伊始对天意的敬畏与遵从。以祭祀为中心内容的礼在甲骨文中也有充分的反映。可见，传统的礼的起源带有鲜明的原始自然宗教的意味，也带有不可测的神秘色彩。 对礼的研究最深入的莫过于儒家，因此儒家思想可以认为是礼的思想基础。阐述礼义的经典著作是儒家的《礼记》和《仪礼》。《仪礼》是记载礼的制度的书, 而《礼记》是阐述礼制原理的书。礼义是礼制的精神体现，春秋战国成文法盛行并成为定制以后, 礼义也是法制精神之所在。礼是血缘社会中敬畏天地鬼神的产物, 礼的特征是强调冥冥之中的神力和血缘亲情。所以，礼义竭力提倡的是大地与人的相通, 是缘于人情的伦理道德。故孔子强调“不学礼, 无以立” 、“ 不知礼, 无以立也” 。《礼记》中也多次提到一些礼的制度、仪式是可以随着时代的改变而修正的, 但礼的精神即体现人伦道德的“亲亲”、“尊尊”的礼义则是不变的原则。总之,在儒家的观念中,法必须体现礼义所倡导的精神,失去礼义, 法就失去了内在价值, 违背了礼义，法就成了不祥之物。 二、中国传统法中礼法关系的变迁 “法”字起初时具有浓厚的神判色彩, 而秦汉以来的“法”字更注重规则的含义。当我们将“礼”纳入视野, 就会看到中国古代传统法的结构是礼与法的结合。当然 ,礼与法的结合在古代中国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呈现出一个不断融合而又在融合中有轻重之分的样态。 （一）夏、商、西周的礼治时代 夏、商、西周三代是礼治不断发展的时期，到了西周“周公制礼”之时，礼治可谓到了全盛时期，因此谈到中国古代的“礼”主要是谈西周的“礼”。 从内容及实施方法上划分, 西周的“礼”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礼义”，即礼的宗旨、精神之所在，它以人情为基础, 以道德为核心，实施途径主要是教化；二是“礼仪”或“礼制”，即礼的条文、外在规范，其中包括了法的内容。在古代典籍中“礼法”也常常连用, 其意多指礼的制度。礼制所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 其中也包括法的制度, 主要依靠刑罚保障实施, 即“出礼入刑”。礼义与礼仪、教化与刑罚在礼治体系中显然是前者, 即礼义与教化占据主导地位，法与刑在此时期都是礼的附属物。礼治体系最大程度地发挥了教化的作用, 而法与刑的锋芒却被深藏, 在不失威严的情况下副作用也得到有效的控制。被置于突出地位的礼义、礼教可以缓和社会矛盾，重礼义、重教化自三代起便形成了传统。 （二）春秋至秦的法治时代 春秋战国至秦这一时期是礼崩乐坏、法治迅速确立并发展的时代。在这历史性的转折时期, 各种流派的思想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改良之策，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景象，其中儒、法两家的影响最为深远。儒家提出了中庸之策, 认为在社会变革中, 应维护传统中孕育的永恒之精神, 革除传统之弊病。儒家对传统的礼治基本持肯定态度, 他们改造或改良礼治的设想是继承和弘扬礼义, 因时而损益礼制。与儒家针锋相对的法家以“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