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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抗战之二十二?抗战期间上战场的大学生是少数 引言：这一期的《重读抗战》我们来聊一聊抗战中的大学生。在很多人映像中，提到抗战中的大学生，大家眼前会浮现出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投身抗战甚至大批参军报效祖国的画面。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仔细审视近代中国的大学生群体，可以发现他们并不如后人想象的那样高大，作为一个群体，大学生个体之间的素质差异极大，有热衷政治的，有立志学术的，也有耽于玩乐混吃等死的，大学生群体整体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在对日抗战上，大学生群体也呈现出独特特点。 民国大学生大多与社会脱节致眼高手低花天酒地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体系源于西方，最初中国只有太学而无大学，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戊戌变法时，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作为“新政”的一部分，京师大学堂也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综合性大学，开启了中国近代新式大学教育，此后大学生最为一种社会群体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活跃于民国时期，从五四运动开始，近代诸多社会运动都有大学生参与。 甫一登场，大学生便呈现出慷慨激昂的特点，晚清时的论者对他们寄予厚望，所谓“前途茫茫排山倒海之伟业，俱担荷于今日学生之七尺躯，则对上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论者将大学生群体视为中国重新振兴的希望，也因为如此，大学生在中国近代的政治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但实际上，近代大学生群体本身并未摆脱士农工商的界定，在社会角色定位上，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处于“士类”，也由此导致不少大学生与社会脱节，缺少行动力。 民国时期的大学是精英教育，能够读大学的人多出于殷实之家，这导致大学生中有相当多的“阔少爷”，女生带老妈子上课，男生让门房跑腿，在当时的高校十分普遍，这类大学生，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带着佣人上大学，读书期间混吃等死，等着毕业父母给找工作。 不少民国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是在“早上睡懒觉，上午打球玩，下午看电影，晚上去餐馆”中度过的。更有甚者，大学期间专心逛窑子，过生日去妓院摆花酒。比如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他在大学时，正好20岁，当时所读的中国公学难以为继，家中上演分家产闹剧，胡适生活一团遭，于是整日花天酒地，在胡适的日记中，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在日记中，胡适还记录了1910年2月12日雨夜，因为喝花酒后回家闹事，被巡捕罚款5元的事。当然，胡适作为学者，日后回忆这段事难免痛心，称这是“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相比于胡适，素质更低的阔少大学生，逛妓院就更加荒唐了，争风吃醋，在妓院大闹的也不在少数。李开周在《嫖妓与租房》一文中，讲述了一名阔少嫖妓闹事的故事：瞧见对面房间一老头儿拥着一位青春靓丽的姑娘，气不打一处来，向老鸨拍桌子：“怎么不把那好的介绍给我？”老鸨说：“对不起少爷，人家是包月。”“包月？那老家伙一个月出多少钱？我多出三十块大洋，你去叫他滚蛋！”老鸨见钱眼开，当即跟老头儿毁约，于是那姑娘就“转包”到这位大学生名下了。 除了嫖妓喝花酒，民国大学生还热衷于逛舞场，而且丝毫不受时局影响。跳舞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娱乐新玩法，大学生作为先锋群体，自然率先参与，一时间大学生纷纷出入舞场，左拥右抱，当时上海大学生复兴运动促进会发表宣言描述说大学生“悉逞豪奢，挥霍无量之金钱，换得暂时之肉感，用意既殊，流弊立现，诱人堕落，莫此为甚。” 当时有大学生记述了自己逛舞场的“第一次”体验：“回到学校里，心儿还是常常在跳舞场中。那薄薄的衣裳，高耸的乳峰，跳躍的酥胸，无一不给我以一种有力的迷惑。我屡次想做舞场的第二次的顾客，尽情地拥抱那美丽的女人陶醉。”显然，逛舞场可以给学生提供极大的肉身满足，于是情不自禁进入舞场。 这些爱逛窑子跳舞的大学生，对社会知之甚少，本身能力一般，但因为家庭出身好，多数人都在找工作时都抱有极高期待。统计数据显示，民国时期大学生中，56.3%出身于官宦家庭，20.3%出身于实业家庭，因此他们本身就期望获得较好的工作，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大学生也抱有极大期望，假如一个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当一个小职员，这会被亲戚朋友所不齿。 1937年8月5日，《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对未就业大学生期望月薪的调查，毕业于北平国立师范大学的文学学士叶女士，期望月薪140元，国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黄某，期望月薪150元，而且要求的工作地点是南京、上海这类“一线城市”。实际上，当时北京的中学校长，月薪也不过为一百元，一般城市里的小康家庭，月收入也就15到30元，可见大学生的期望有多高了。 在工资上的高期待外，民国大学生在择业上，也有独特的行业期待——当公务员。进入政府机构，是当时多数大学生的选择，“把做科员书记当着唯一的目标，绝好的出路。”除了想当公务员，这些大学生也不想去偏远农村。 然而如前文所述，不少民国大学生自身素质低下，大学四年混吃等死，没学到真本事，自然找工作困难，加之民国大学文理严重失衡，文科类大学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