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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机构的民间性与去行政化 　　摘要：从 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到今天已经是第十八个年头，但时至今日，不仅仲裁的行政化、诉讼化倾向严重，而且至今都没有能够真正确立仲裁机构的身份定位。因此，我国仲裁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而仲裁机构性质改革则是最为重要和敏感的一个环节，在理论和实践中也越来越受到各方人士的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对仲裁的相关基本原理、仲裁机构民间性的内涵、必然性以及可行性做初步研究的基础上，阐释出在我国仲裁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实现仲裁机构的民间化与去行政化。 　　关键字：仲裁机构；民间性；去行政化 　　一、仲裁和仲裁机构的民间性质 　　仲裁是指争议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自愿将争议提交民间第三者（双方选择的专业人士或者仲裁机构）进行审理和裁断，并可由法院强制执行其裁决的一种争议解决机制。民间性是仲裁的本质属性。仲裁作为一种司法诉讼外解决商事纠纷的方式、途径或者机制，原本产生于民间，用之于民间，并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我国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了涉外仲裁制度，国内仲裁制度直至改革开放之后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建立，但是国内仲裁却是模仿前苏联行政仲裁的模式建立的，这种行政仲裁体制，是学习仿照苏联行政仲裁模式的结果，其弊端已十分明显：其一，仲裁机构不仅数量过多，队伍庞大，有不断扩张之趋势，而且基本都靠财政支撑，不符合精简效益原则，长此以往，财政不堪重负。其二，仲裁机构行政色彩太浓，许多仲裁机构都是以行政机关为主，设置在机关内部，机构组成人员绝大多数是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且数量过多；仲裁庭的组成人员多是由相关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即所谓“专职仲裁员”担任。仲裁机构与行政机关交织在一起，仲裁职能来源于行政职权，仲裁权以管理权作后盾，权威性以行政权力为依托，在仲裁活动中也往往避免不了用行政权取代仲裁权。这样的仲裁，排除不了长官意志和行政干预，缺乏独立和公正。其三，仲裁程序不能真正体现当事人自愿原则和简便、灵活这一仲裁制度的本质特征。而且这三方面的弊端相互交织，互为因果。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上述弊端，在1995年，全国人大下了极大决心在制定我国仲裁法时否定了行政仲裁体制。仲裁法明确规定，仲裁机构建立起来之后“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促使仲裁机构与行政机关脱钩，摆脱行政干预；为限制仲裁委员会组成员中官员的数量，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法律、经济贸易专家不得少于三分之二”――即官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国务院组建仲裁机构的文件规定，仲裁委员会设立初期，所在地政府应当“参照有关事业单位的规定，解决其人员编制、经费”，仲裁机构“应当逐步做到自收自支”。这些都是从立法上确定仲裁机构不是行政机构或者代行政府行政职能的半官方机构。遗憾的是，仲裁法实施十多年来，我国的仲裁事业出现了背离仲裁法立法宗旨的种种现象，仲裁的民间性没有得到实际确立，而仲裁的行政化却日益发展。 　　二、我国仲裁机构目前的“行政化”现状 　　首先，在我国现阶段，当地行政官员兼任了绝大部分的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领导，这种体制从根本上对仲裁委员会的独立工作带来障碍。其次，在为数不少的仲裁机构中，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人数占了很大的比例。根据我国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数在 11 到 17 人，法律、经济贸易专家不得少于三分之二”，也即，党政官员不能大于三分之一。但目前很多的仲裁委员会中“党政机关领导”占 50%以上。再次，在国务院的相关档中明确规定：仲裁委员会成立以后应当“逐步做到自收自支”。但是，相当多的仲裁机构长期以来是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维持生存的。这种“吃皇粮”的模式，使得仲裁机构对政府的依赖性日益加深，另一方面也使得行政部门对仲裁机构的控制更显得名正言顺，这在极大程度上泯灭了仲裁的固有性质。最后，在仲裁收费的性质界定上含糊不清。我国政府在加入 WTO 谈判中，曾明确“承诺”：仲裁收费“属于中介服务收费”，并为国际社会所公认。但是在财政部下发的通知中将“仲裁收费”定性为“代行政府职能、强制实施具有垄断性质”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并作为“国有资产”直接纳入“收支两条线”财务管理。这不仅与仲裁法关于仲裁机构性质的规定相矛盾，而且对中国政府人世谈判所作的“承诺”构成了反悔，在实践中也更使人们对仲裁的性质产生怀疑。 　　三、仲裁机构民间性的现实可行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强调仲裁机构民间性的条件不成熟，为了保证事业发展和队伍的稳定，作为过渡，应先将仲裁机构定为行政支持类事业单位，其人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其实，手段为目的服务，改革路径的选择不能脱离发展方向。路径错误，方向必然错误。至于事业发展，也有朝什么方向发展及如何发展问题。如果认为发展就是案件的增长，甚至不惜通过行政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