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社区的空间过程和地方再造..docVIP

郑少雄：草原社区的空间过程和地方再造 ——基于“地方—空间紧张”的分析进路 内容提要：本文从自下而上的文化理解出发，分析了近年来内蒙古巴肯嘎查遭遇的如分割（草场承包）、排除（禁牧）、占用（气候干旱）等空间过程。一方面社区的应对方式是草场开垦及流转，使草原景观发生变化，传统社区面临消失的危机；但另一方面社区也通过开展文化批评、区分经济理性与文化理性、恢复公共仪式生活等形式，展开地方再造的努力。通过“地方—空间紧张”的分析进路本文认为，草原社区的命运取决于外部力量与社区双方更精细的空间协商机制。 　　 关键词：草原政策　内蒙古　“地方—空间紧张”　空间　地方 　　 一、问题与解释进路 　　 （一）草原危机及其地方解释 　　 2012年夏天，摄影师卢广的一组内蒙古草原的照片在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照片显示草原的整体空间被煤化项目大规模挤占，剩下的草原也被挖得千疮百孔，恍若巨大的天坑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装点生机，地方政府在被破坏的草原上布置了大批牛羊雕塑。① 　　直观上看，草原社区潜在的消失危机可以直接归结为外来资本的强势进入，将草原改造为更具盈利能力的工农业生产项目。但地方牧民的配合也不可忽视，以笔者研究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D旗巴肯嘎查②为例，不但草场质量严重下降，草原面积也急剧缩小，2010年草原面积大约只相当于1980年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或因牧民开垦导致严重沙化，或者已将使用权让渡给了工农业开发。 　　既然“风吹草地见牛羊”是一种普遍欲求的（desirable）的生产、生活景观，为什么一边是国家大力推行旨在改善草原生态的经济、环境政策③，一边放任草原破坏，导致草原状况不断恶化呢？更重要的是，传统上被认为是草原价值观维护者的蒙古族牧民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开 / 卖”草场？ 　　常规场合下，巴肯居民给出的理由包括：禁牧圈养、草场面积小质量差、种植经济作物、进城定居、缺乏劳动力、经济利益诱惑等。但是2011年社区“宝日敖包”祭祀结束后，一个完全开放性的酒桌访谈让笔者获得了另类答案： 　　我们的敖包才恢复几年？上面怕出事，就不让闹红火了④。政府把草场分了，现在沙漠怕也要分了。草场分得就像豆腐丝，把蒙人打成了一盘散沙。豆腐丝有什么用，羊都放不了。现在还禁牧，叫我们像养猪一样养羊，我们蒙人哪有这样养羊的？ 　　天气旱（知道为什么天旱吗？梁外的煤矿打吹云炮，不让下雨），草就长这么高高，不种玉米牲畜根本就不够吃。可不就得开地啊？现在地也快种不成了，水都叫东胜给抽去了，南边的煤矿也用水，没法浇地了。不要说浇地，我们人都快没水喝了。水抽完了，我们这些老头不想搬怕是也得搬走了。反正我们这里现在也不叫苏木了。 　　 草场留着有什么用？开了算球，卖了算球。（集体访谈）⑤ 　　尽管不乏以讹传讹的成分，但所涉及的大部分内容本身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对应。环境的文化建构只有和土著交谈中才能获得理解（Basso， 1996：68），这些言论指向了牧民自我理解中的族群社会遭遇：外来空间生产策略（草场分割、禁止放牧、“吹云炮”天气干预）；地方认同改变（原子化的蒙人、养猪的蒙人、限制敖包祭祀）；去地方化（苏木撤销、草场消失、人口外迁）。换句话说，空间策略，以及空间策略带来的认同改变可能将导致草原社区的消亡。 　　 （二）“地方—空间紧张”的分析框架 　　 在其内蒙古草原环境与认同研究中，人类学家威廉姆斯（Dee Mack Williams）认为当代国家在归责生态危机时，同时使用了空间和时间上的两种修辞策略：空间上认为是少数民族过牧滥垦行为导致了土地退化；时间上把主要过错归咎到前代的社会剥削或错误政策身上，借此掩盖了当代国家的环境野蛮主义趋势（Williams， 2002：24-40）。这一洞见促使我们思考环境变化的政治化维度：除了自身的权力和知识优势之外，当代国家凭借什么样的深层机制实现免责？ 　　地方与空间是人类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常用的两个基本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以来（何雪松，2006；汪民安，2006），空间成为宰制性的概念，地方则不再受重视（Taylor， 1999：13）。传统上认为地方是具有特殊性的意义中心，而空间是抽象和理性化的；地方具有使用价值，空间具有交换价值；空间包含地方。但是段义孚（Tuan， 1977）认为地方和空间同等重要，二者相互定义、相互补充和相互转化。在这个基础上泰勒（Peter Tylor）提出，“取决于不同的视角，任何一个特定区域潜在地既是地方，也是空间，因此空间生产者（space producer）和地方创造者（place maker）”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地方—空间紧张（place-space tensions）”。最典型例子是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国家，它确定和承认主权边界，因此国家是空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