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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曾国藩之“事” 悟思师德之“诚” 陶世峰 近日闲暇之余，偶然在电视文化中国节目中遇到金波和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副院长隋丽娟，在二位捧逗调侃之中，晚清重臣曾国藩的轮廓在我眼前越加清晰。曾国藩的一生，为人处世“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他把“诚”当做天道，不论是自己，还是在教育下属和子女，他始终强调做人的学问，最基本的原则和思想就是诚，而且“诚”必须出自内心，谓之“血诚”。 作为教师，作为正处在教育体制改革下、学校面临着严峻考验时机下的教师，为了学校的明天，也是为了自身的明天，我们是非常需要对职业“诚”的。 “诚”本来是儒家的一个道德范畴，指的是一种完美无缺的“至善”的精神境界。孔子的嫡孙子思在《中庸》中又把“诚”说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人如果完全体现出了“诚”，达到了“至诚”的境界，那“人道”就和“天道”合一了，人也就与天、地并立为三了。 曾国藩承袭了这种思想。他由此引申出“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 曾国藩之“诚”可谓内涵丰富，我的理解为： 一“拙诚” 曾国藩生在湖南山间，虽然读了书，做了官，却仍不改质朴踏实的“乡下人”本色。 而他的“诚拙”的态度，也帮助他获得了事业的成功。因为成功其实很公平，对于那些倔强至诚、刻苦踏实、执着坚忍的人，成功从来是慷慨的。而取巧和虚伪，固然可以取得一时的便宜，但终究必定是失败的。 想曾国藩一生，自到翰林院后，至到死时，鞠躬尽瘁，严于克己，坚贞自守，其“内圣拙诚”的确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就是在普通的言谈举止、生活习惯中，曾国藩也推崇朴拙，反对机巧，那些专说大话而不知埋头苦干的人，是曾国藩所最瞧不起的。而他的湘军首领，都是些不善于说话的人。李鸿章是他的学生，其才气被曾国藩所赏识，并且自以为所不及，但他那种江南人的虚伪性，远非朴质的曾国藩所能看得过。他看出李鸿章的才干可用，而浮巧为其弱点，所以当李鸿章第一次进入曾国藩幕府时，曾国藩便对他加以磨砺，让他懂得内圣至诚的道理。后来李鸿章的功业，未尝不是他老师一番苦心所造成。要能埋头苦干 二“持诚” 他一生清淡节俭，常给人一种家世清贫的感觉。 他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都全数用于公事，不曾建造一栋房屋，添置一块土地。吃的是蔬菜，穿的是薄衣，甘于恬淡寡欲，连每次吃饭都不超过四小碗；而男女婚嫁，花费不超过二百两纹银，而且作为家规家训代代相传。他为人处世平和朴实，不求标新立异。 他平日严于遵循而又持之以恒的，一是“不说假话”，二是“不迟起床”。即使是对外安抚异国的人们，对内接受降将，交往中一定开诚布公，言谈质朴；对于中外远近的人，他都以诚相待，而被他人认定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朝廷做官，他都从早到晚不曾有稍微懈怠，即使是风雨交加的天气，抱病忧怀的时候，也常常是一听到鸡啼就起床，直到夜半才休息，几十年如一日。 三“勤诚” 曾国藩总结说：“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 也许是自己本来就不是绝顶聪明的人的缘故，曾国藩不喜欢那些投机取巧的所谓“聪明人”。他最喜欢的，是那些虽然不是天生聪明，但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勤奋用功的人，他认为，这才是成功的铁则。 曾国藩从小就养成了勤奋的习惯，这个习惯，成为他成功的重要心法，也是他持之以恒、终生不变的美德。 他的勤奋表现在方方面面。在学习上，曾国藩从来没有间断学习过，即使是统领湘淮两军，全权处理攻打太平军、捻军事务，并主管江南数省军政的时候，肩负着极其繁重任务，但是他每天仍利用闲暇读书写字。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他写家书，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最多的。据现在出版最权威的《曾国藩全集》统计，从1840年至1871年32年间，他共写了1459封家书，约110万字。平均每年73封，最多的一年是1861年，共235封。据说，他真正写过的家书，比这数倍不止。仅仅是这些成就，也足以让一个人名垂史册了。 创办湘军之后，曾国藩把这种勤劳的作风也引入军中，他还把是否踏实苦干作为选将的标准。在他招募的兵勇中，那些懒散、怠惰和疲沓的人，成为首先被淘汰的对象。他考察一位将官，也须看他是否勤劳。他说：“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孵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每天早起，亲自训练，办理各项事务。这种习惯他一直保持终生。 曾国藩办事勤奋，在他任直隶总督时表现得最为突出。1869年初，他进京陛见，这是他自从离京后第一次回京，前后已十几年。当时直隶虽是京畿重地，吏治腐败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疲玩，讼案堆积如山，民怨沸腾。所以，曾国藩一上任，就拿整顿吏治开刀。吴桥知县王恩照、曲阳知县万方泰、武强知县王庶曾、迁官知县周培锦、冀州知州宋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