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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常识”思维 admin 分类: 杂谈 时间: 2013-07-27 21:05 ?1219 views 6暂无评论 同人于野 ? 　　芦山地震，有人批评我国电视台的报道过于煽情。记者们有意刻画了太多哭泣和死者的画面，他们竟试图采访一个还在被废墟压着的人，甚至还想直播帐篷里正在进行的手术。你这是报道灾情呢还是拍电视剧呢？ 　　但煽情是文人的膝跳反应。日本NHK的灾难报道可以理性而专业，然而对绝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煽情是他们最能听懂的语言。不煽情就没有高收视率。也许更重要的是，煽情可以获得更多捐款。 　　在2007年发表的一个研究中，几个美国研究者以做调查为名招募了若干受试者，并在调查结束的时候发给每个受试者5美元作为报酬。不过研究者的真正目的是搞一个决策实验。这个实验的机关在于，随着5美元一同发到受试者手里的还有一封呼吁给非洲儿童捐款的募捐信。而这封信有两个版本： 　　- 第一个版本列举了一些详实的统计数字：马拉维有三百万儿童面临食物短缺；安哥拉三分之二的人口，也就是四百万人，被迫远离家园，等等。 　　- 第二个版本说你的全部捐款会给一个叫Rokia的七岁女孩。她生活在马里，家里很穷，时常挨饿，你的钱会让她生活更好一点，也许能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卫生条件。 　　研究者问受试者愿不愿意把一部分报酬捐给非洲。结果收到第一个版本募捐信的人平均捐了1.14美元，而收到第二个版本募捐信的人平均捐了2.38美元。 　　据说是斯大林说的，“杀死一个人是悲剧，杀死一万个人是统计数字”。这个捐款实验证明统计数字的力量远远比不上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人。受试者对远在天边的国家的抽象数字没有多大兴趣，而他们对一个具体人物 — 哪怕仅仅听说了她的名字和最简单的背景，都更乐于出手相助。 　　在石器时代的几十万年里，甚至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直到进入现代社会之前，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具体的”世界中。我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自己所属的小部落或者小村庄，很多人一生去过的地方也不会超过一天的路程。我们熟悉每一个有可能打交道的人，而这些人的总数加起来也不是很多。这种生活模式对大脑的演化有巨大的影响。据英国人类学家邓巴估计，我们至今能够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人数上限，也只有150个而已。 当我们需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具体的事、具体的人、和他们具体的表情。在这些具体例子的训练下，我们的潜意识早就学会了快速判断人的真诚程度和事件的紧急程度：我们不会把钱借给一个嬉皮笑脸的名声不好的坏人，但是会借给一个窘迫不安的众所周知的好人。进化本能使我们毫不费力就可以通过人脸和情绪来作出判断。婴儿刚出生几天就能识别不同的面部表情，六个月就能识别不同的人脸，我们只需要四分之一秒的时间就能以相当高的准确度从两个政客的照片中找出更有能力的那个。 　　这种“具体思维”做各种选择的首要标准，是道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世代定居的传统中国社区本质上是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做事不是靠商业和法治，而是靠道德和礼治。在这个体系中出了案子，首先关乎的是名声和面子，而不是利益。乡绅会“先照例认为这是件全村的丑事”：“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费孝通说乡土中国的最高理想是“无讼”，就好像足球比赛中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双方的规则，而犯规的代价不单是被罚，更是整个球队和指导员的耻辱。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的首要技能的不是数学计算，而是分辨善恶美丑。也许这就是文人思维的起源：针对每个特定动作的美学评价。有时候他们管这种评价叫“价值观”，但所谓价值观无非就是给人和事贴或好或坏的标签。文人把弘扬真善美和鞭挞假恶丑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低端文人研究道德，高端文人研究美感。他们的原始本能使他们热爱大自然，他们赞美花、赞美蓝天、赞美山水、赞美健康的动物和异性。这些赞美会演化成艺术。可是只有刚接触艺术的人才喜欢令人愉快的东西，审美观成熟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就觉得快乐是一种肤浅的感觉，改为欣赏愁苦了。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人很难接触到什么艺术，而现代社会却能让艺术普及，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统计表明过去几十年流行歌曲的趋势是感情越来越忧伤和含糊。所以美学是不可能客观的，每个人都在鄙视别人低端审美观和被别人鄙视，我们在审美观的鄙视链上不断移动。文人有时候研究病态美、悲壮美、失败美等等，也许更高境界则追求各种变态美。但本质上，他们研究美。 　　文人对事物的议论是感叹式的。有时候他们赞美，有时候他们唾弃；有时候他们悲愤，有时候他们呼吁。他们说来说去都是这个XXX怎么这么YYY啊！ 　　他们有时候把自己的价值判断称为“常识”，因为这些判断本来就是从人的原始思维本能而来。 　　然而现代社会产生了另一种思维，却是“反常识”的。 　　现代社会与古代最大的不同，是人们的生活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