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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府官员的隐私权限度 　　摘 要 政府官员作为一类掌握特殊权力的主体，其身份具有双重属性，即公共性的官员身份与私人性的公民身份。而隐私权的要求在这两种属性中却是冲突的，由此，如何划定一条界限来界定在公民享有知情权的同时而不至于侵害到政府官员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最基本的隐私权，这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力图使这一界限的划定更具有可操作性。 　　关键词 隐私权 知情权 限度 政府官员 　　作者简介：任旋旋、杨坤，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诉讼法。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2-188-02 　　一、政府官员的身份属性之一：公开性要求 　　一般来说，政府官员指的就是在政府机关承担公共事务工作的公职人员，在我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务员，其和在党政机关从事工勤工作的人是不同的，政府官员的工作对象是公共性的事务。正因为政府官员工作对象的特殊性，所以党政机关中这样或那样的职位都会带有公共性的特征，既然该职位权力的行使关乎公民集体的利益，那当然会受到公民的监督，这就要求政府官员在行使该种权力的过程是公开、透明的。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权力应当以实现公共目的为宗旨。如果偏离公共目的，公权力掌管和行使的合法性也就不复存在。因为公共目的本身就具备公共性要求，这也就决定了公权力掌管和行使的公共性要求，并由此奠定了公权力的合法性。当某个政府官员据有该种职位时，该职位本身的公开性要求也会传递到此官员的身上。恩格斯曾提出：“个人隐私应受法律保护，但当个人隐私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 　　西方隐私理论传统上使用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二分法，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公开与隐蔽的区别。其实这种公开性的要求可以从人性的角度解释，作为一个具有正常理性的个人，他是有自己的私心的，绝对大公无私的人不能说没有，但那也是极个别的特例，我们可以予以忽略。当我们这些具有或多或少私心的个人占据该种职位时，那么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公共目的实现。引用唐斯的说法：政府官员行为的唯一动机“就是为了从担任公职中得到收入、声望和权力；这样，在我们的模式中，政客从来就不把公职视为执行政策的手段；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从担任公职中得到好处。他们把政策纯粹视为实现私人目的的手段，而他们只 　　有当选上了官员，这些目的才能实现”虽然这种说法有些极端，不过确实也道出了人性的弱点。既然人性深处有这样的弱点，那么我们真正要关心就是如何限制他们的私欲，从而能更好公共大众以实现公共目的。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就是将政府官员行使公权力的过程公开化。这样一来，行使公权力的公开化就为民众的监督提供了可能，政府官员在监督之下就会感受到压力，此时的他就会竭力克制内心的私欲，使公权力的行使不致偏离实现公共目的的轨道。由此可以推论，政府官员行使公权力的过程越公开，实现共目的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官员利用公权力谋私的空间也就会越小。 　　二、政府官员的身份属性之二：秘密性要求 　　当政府官员在享有和行使公权力时，由于他的工作对象指向的是公共性的事务，那么公众就会关心涉及到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的执行情况，并可就执行情况提出自己建议或者意见，这也就是所谓的公众知政权。由于政府官员与公共事务的执行有密切的关系，公众知政权的合理要求也会传递到政府官员的身上，也就是政府官员负有告知各种公共信息及其相关个人信息的义务。但是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时，我们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政府官员无论何时都是以一国的公民的身份存在，而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隐私权。所谓隐私，就是指一个人不想或不愿对他人公开的、自己保有的秘密，而且这个秘密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它的特征就在于不公开性，个人对公开与否握有控制的权利，而且他人不得干涉，法律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这种不公开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不能以政府官员的身份而剥夺其作为一个公民所应享有的基本隐私权。张新宝认为：“国家官员的下列隐私权应与其他自然人同样受到法律保护：住宅不受非法侵入或侵扰；私生活不受监听监视；享有通信秘密与自由；夫妻两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或调查；与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私人事务受法律保护。”对于隐私权，我们可以这样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现在已经发展成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衡量尺度。即使罪大恶极的罪犯，他也享有隐私权所包括的通信秘密与自由等权利，更何况是据有公共职位的政府官员。当然，政府官员毕竟与普通民众是不同的，他的隐私利益应当是而且只能是与其私人性公民身份相关的利益，这也就是说该利益是政府官员在作为公民身份的私人领域内所产生的，不与任何公共领域的活动产生关联。对于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