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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有思想的读书人 王栋生的读书经历让人感觉，读书不只是长知识、学谋略，更多的是跳出书本，形成一种明辨是非、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与众不同的读书习惯，使他积蓄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他成为中学教师中为数不多的“荆棘鸟”、中国教育界自由地飞来飞去的“牛虻”。 “我至今难忘虽清苦却有书读的幸福感” 王栋生坦言，是外国文学名著给了他最初的文学启蒙。 18岁下乡插队，26岁返城，在图书稀缺的8年里，王栋生不停地找书读。1967年，在南京城东遇到一收购废品的老汉，他发现老汉的筐里有两本繁体竖排的《静静的顿河》，如获至宝，花3毛钱买了下来。后来，他又花了1毛5分买了《普希金诗文集》。当时根本没有文学作品可读，农村的知青朋友知道他有好书，都过来借阅。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养成了快速看书的习惯。 1971年，王栋生弄到一本没头没尾的书，是苏联作家柯切托夫写的《叶尔绍夫兄弟》。龚桐、荣如德翻译得特别好，他看了很多遍，感慨于故事情节的丰富与震撼，也一直想知道主人公的命运，可是这本书后面缺页，结局不得而知。1980年上大学时，他终于找到了书的全本。结果令他很失望——原来只差半页，主人公的命运就定格在几百字里，却令他琢磨多年。那一瞬间，他对人的命运有了一种别样的认识，而类似的感受在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中也有过。 “许多外国文学名作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王栋生说，他很遗憾28岁才读到雨果的《悲惨世界》，这类书如果更早看到，他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会有所不同。“雨果、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对人性予以深刻发掘，给人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促使人思考宏大的人生和世界问题。我总是想，20年之后的学生会是什么样。其实，哲学家说得对，一个人就是他吃下去的东西。一个人的未来取决于他读不读书、读什么样的书”。 谈及对自己读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王栋生首推他的忘年交，写过《岁寒图》、《升官图》等剧本的陈白尘先生。两人因陈白尘先生的女儿陈虹的引荐相识，那一年王栋生23岁，在农村插队已5年。陈白尘家里有十多箱被查封的“禁书”，由于造反派笨，只封了纸箱的上部，忘记可以从下面打开，王栋生遂得以在陈家借书。在白尘先生的帮助下，他看了大量的历史著作。从1973年至1978年，他们一老一少，交流非常频繁。回忆那段历史，王栋生感慨地说：“那是我人生最困难最苦闷的时期，他成了照亮我前行的一盏灯。陈白尘先生给我最大的影响，一是他独立思考的精神，二是他的正直善良。” 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王栋生考上了南京师大。进入大学校园的他，更加如饥似渴地读书，正如他本人所说：“‘文革’十年，我的青春被打了对折。读书期间，虽然没有白发童生的悲苦，但和一帮比我小10岁的同学在一起，多少有些不习惯。记得那时，大家好像只想着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读起书来近乎痴狂。这也使此后的我无比珍惜讲台，珍惜每一节课，珍惜自由思想的机会。”一年里，他大概看完了150至200本书，以至于上课时也偷看外国小说。为了省下钱买书，他常常连着十几天不吃荤菜，那种虽然清苦却有书读的幸福感至今难以忘记。 读书，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 随着读书越来越多，王栋生的阅读兴趣越来越广，开始涉足其他领域，对史学的兴趣更是有增无减。他很喜欢威廉·曼切斯特著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该书文笔好，表达也很智慧，对他更清楚地读懂和分析社会现象产生了很大影响。威廉·L.夏伊勒的《第三帝国兴亡》也是一部不朽的著作。他曾花了很长时间阅读陶菊隐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那是一本全方位展示当时历史的书，让他一下子打开了视野。 都说读史使人明智。看了一些史料，王栋生知道了许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也培养了他细心观察、比对反思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而书读多了，就能站在高点上，不被人愚弄，能发现事情的真相，因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客观标准，不是看你说了什么，而是看你做了什么”。从这一点来看，王栋生觉得，许多历史事件并不是看上去那样简单。 “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应该知道得越多越好，要能有一定的学术背景，力争做一名学者型教师。”王栋生看重教师的博学，更看重教师的独立思考，因为知识分子应该思考一切，而不应盲从。一名教师能走多远，取决于他能否独立思考。有了思考能力，就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东西。王栋生一直强调，教育要教会学生思考，通过广泛的阅读，培养一种批判意识。 即使过了60岁，他还在思考一些在其他人看来很可笑的问题。例如，学生作业和测验成绩要家长签字，入团入党为什么无须家长签字？中学为什么没有劳动课？学科到底有没有主副之分？ 黑 塞在《获得教养的途径》中说：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王栋生离开教学一线之后，仍然经常到学校给学 生作讲座，以自己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