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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后的宋教仁 石方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一 武昌起义后，为了保证武昌起义取得彻底胜利，扩大武昌首义后的革命影响，宋教仁在上海亲自参加和领导了响应武昌起义的工作。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市面呈现出紧张之状。宋教仁为此撰文宣传革命党的主张，以稳定上海民心。“无论鄂中革命之势力尚未至于上海，即已至于上海，然革命党之主义即声言在推覆恶政，出人民于水火之中，断不至有骚扰之事。不观彼等在武汉之举动乎？武汉三镇商民，今日以在革命党权力之下，安居营业，绝无何等之妨害，此不可以推知革命虽至上海，吾商民固无惊惧之必要乎？况乎其未至上海乎？”①武昌起义10天后，继有湘、陕、晋、赣、滇等省新军起义，分别建立军政府，宣告独立。宋教仁趁此大好形势宣传说：“一夫树帜，宣告独立，万方举事，响应如流。”并号召各省人民起来革命，响应武昌起义，“为汉人者，当同心协力，及时创义……时乎不再来，千钧一发，机会不容轻纵。大好男儿，及时奋起，勿使他人独享其成，好自为之。”② 武昌起义前，湖北革命党人推居正、杨玉如赴沪催促黄兴、宋教仁到鄂“主持大计”，宋因在上海满腔热情地为两湖地区的革命党人“筹款购械”忙碌而未能前往武汉。当武昌起义的胜利消息传到上海后，正在病中的宋教仁“跃然起病亦霍然愈矣”。他马上电告黄兴，并在上海作了许多策应武昌起义的工作。半月后，宋随同刚刚归国的黄兴来到战火弥漫的武汉，参加湖北军政府的领导工作。在武汉前线，黄兴被推为战时总司令，主持前线军事；宋教仁被推为湖北军政府的外交代表，并同居正、孙武、刘公等商议，主持制定了《鄂州约法》。当武汉形势日趋危急时，他连连电告上海，催促各地迅速按照计划，响应武昌起义。武昌首义胜利后，由于种种原因，湖北革命党人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推举原清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立宪派、原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民政部长，宋教仁闻后悔恨不已。当宋、黄到汉后，宋马上意识到黎元洪控制领导权的危险性，因而主张立即成立中央临时军政府，掌握领导权，以此号召革命。而黄兴不以为然，持“必欲立一战功而后为之”的态度。其后，宋教仁又同居正等人一起策动推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置两湖军政府于黄兴节制之下，以便将领导权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可是，宋教仁等人的设想因遭到了黎元洪的亲信和旧军官的激烈反对而未能如愿以偿。 1911年11月10日，袁世凯派出刘承恩、蔡廷干为代表到武昌，直接与黎元洪谈判。提出要南方推戴袁世凯为统领，袁就促使清廷实行立宪政治。宋教仁作为湖北军政府方面的代表，出席南北和谈。在会上，宋“严辞拒绝”以君主立宪为条件的议和，并针对刘、蔡提出的“君不吝推戴袁为大统领，袁自投身南军，不费踌躇”的试探，反驳说，“大统领由人民舆望所归，公选而后定之，我辈难预为定明。”宋还向革命党人明确指出：“袁氏号召私党，抉冀满族，阳假议和之名，阴为添兵之计。其人本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此间早已断绝。联兵北伐，以一中原，筹之已熟。……吾党孤穷海外，此志犹不肯改，况目下东南大局已定！”③ 由此可见，这时宋教仁的革命立场是比较坚定的，对袁世凯的态度也是比较鲜明的。 二 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同盟会内部讨论政府组织形式时，究竟是采取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在革命党人的领导阶层中发生了严重分歧。宋教仁力主实行法、英式的责任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的原因和理由，据他自己后来说：“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会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不敢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都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体形式，两者并无本质区别，目的都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由于各省代表会议原在武汉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不设总理，所以宋教仁的提议被南京17省代表会议否决。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主张，对于各部的人选“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④。这再次表明宋教仁是想把革命领导权控制在革命派手中。孙中山原拟任宋教仁为内务部长，后因“府中粤人与钝初不协”，改任法制院总裁。在任职期间，宋积极协助孙中山制定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法令来巩固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他主持起草的。这部宪法确立了主权在民，人人平等的原则，规定了三权分立的政府组织形式和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民主权利。 1912年3月10日，封建军阀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当上了大总统，窃取了革命成果。为了防范袁世凯的独裁专制，在孙中山决定让位于袁世凯后，参议院通过了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的《临时约法》。宋教仁初虽不赞同这种因人立法的原则，但由于袁世凯将取代孙中山成为民国总统，他认为改总统制为内阁制更增添了一层现实意义。他曾对胡汉民说：“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权力至微，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