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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译性与可译性限度(讲座用) 可译性(translatability)指一种语言中的某个词、短语、小句或语篇可以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可能性程度。语言学家乔治·斯坦纳曾对历史上有关可译性的争论作了如下的评述：一种观点认为，语言的底层结构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共同的。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表层。正因为那些在遗传方面、历史方面、社会方面根深蒂固的东西都可以在人类使用的每一种语言中找到，所以翻译是可能的。……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所谓普遍存在的深层结构不是无法从逻辑和心理方面考察，就是极其抽象、极其笼统，无足轻重。……(所以)后者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人们称之为翻译的，只是一种近似物，是一种粗糙的复制品，如果涉及的两种语言或两种文化有共同的渊源，译作是可以勉强接受的，如果涉及的是两种相去甚远的语言，译作就完全不可靠了。 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而言，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不能简单地归为“是”或“否”的极端，而应该辨证地看待这两个概念：语言之间具有很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这是翻译活动出现和存在的前提，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经历的共同性、人类思维和思想感情的共通性构成了世界上各种语言具有相融性和相似性，而且，语言交流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深入和拓展，又进一步促进了语言文化间的可译性，这一点已经由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发展历史所证明。与此同时，由于各区域、各民族的人们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发展和文明程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和民文化差异，这决定了翻译活动的另一个特征，即翻译的可译性限度。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文化的差异性往往很大程度地制约着翻译的等效。意大利语中有—句俗言：“翻译即背叛”，就揭示了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之间既矛盾又相关的特殊关系。 我们认为，语际间必然存在可译性，但是这种可译性是有限度的。不过，不可译之处是可以通过各种翻译策略或手段加以变通，从而达到交流的最终目的的。 翻译活动中的可译性限度主要表现为语言的可译性限度(limited linguistic translatability)和文化的可译性限度(limited cultural translatability)。 一、语言的可译性限度存在于语言系统的各个层次，其中包括： 1、字符层(graphological level) 字符是语言的书写和记录符号，是语言形式的实体(substance)。由于字符是约定俗成的，因此，不同语言之间的字符通常不能翻译或转换。例如，汉字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英文则由拼音字母组成，两种语言在字符层几乎无任何可译性： He knows the subject from A to Z．（他非常了解这门学科） 八字都还没一撇呢。（Not even the first stroke of the character 八 is in sight---there’s not the slightest sign of anything happening yet.） 以上两个例句中黑体字的部分是英语和汉语中的书写字符。“A”和“Z”无法翻译为汉语中的任何一个汉字，同样，“八”也无法译为英语中的任何一个字母。 拆字是将汉字加减笔划，拆开偏旁，或打乱字体结构，是汉字所具有的独特的构词手法，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一种拆字游戏。合体字经拆分成两个字后，又各具新的字义，其字形和字义的变化，恐怕任何高超的翻译家也难以完整、准确地用英语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在翻译如下自我介绍时，只能译出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只得略去了。“我叫李斌，十八子李，文武斌”。“I’m called Li Bin”这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别无它法。又如：人曾为僧，人弗可以成佛。/女卑为婢，女又何妨称奴。先有译者将其译为：The man who has been a monk cannot become a Buddha. /The girl who is a bond maid may be called a slave. 应该说该译文较好的传达了原文的意思，句型结构也与原文大体对应。但是，汉语中“人”和“曾”合在一起可构成“僧”，“女”和“卑”合在一起可构成“婢”，原诗句作者独具匠心的构字手法，精致独到的令人回味之处，在译文中却根本无法得以体现。该诗句后有译界前辈大为推崇的译界大师许渊冲先生载于“中国翻译”(1991/5)的译句：A Buddhist cannot bud into a Buddha /A maiden may be made a house maid. 评论说许译不仅保留了原文的精义，而且巧妙地以Buddhist bud和Buddha的形似关系以及maid, made和maiden的音似关系代替了原作的拆字玩艺，上下联句法对等